“斯密悖论”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一点知识

2019-05-21信息快讯网

亚当·斯密留下了庞大的学术遗产,但只公开发表过两部著作,第一部是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第二部就是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斯密在世时对《道德情操论》作过多次修改,直到逝世前几个月,第六版才出,可见其倾注的心血之多。只不过人们偏爱《国富论》,其影响迅速超越《道德情操论》,就连斯密墓碑上写的都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斯密是个极富远见的大师,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预见到,后人从这两部书中“提炼”出来一个“斯密悖论”,并乐此不疲地围绕着它争论了一个多世纪。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强调“道德人”的同情怜悯心及利他的一面,他一开始就说:“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在《国富论》中,斯密阐述了以“经济人”“自利动机”为前提的经济思想,他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相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斯密悖论”的始作俑者是19世纪末期的德国历史学派,他们认为《道德情操论》的出发点是“利他”,《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利己”,两者很难在商品经济领域实现统一。这一判断后来被不断引申和扩大,有悖论派与无悖论派的论争旷日持久,都企图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也使得“斯密悖论”成了谜一般的存在。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祥财表示,有没有“斯密悖论”取决于学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德国人、法国人一定认为斯密是有悖论的,英国人就不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方钦也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表示“斯密悖论”的提出是基于两个不同的思想传统:“从思想史溯源,经济学诞生于启蒙时代,但是在欧陆传统中,经济问题的探讨被置于广义的‘政治科学’的范畴之内——属于理想社会建构的问题之一(这是希腊时代柏拉图哲学的继承);但是在英国思想传统中,经济问题属于道德实践问题,即‘道德哲学’的范畴(这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继承,因为亚氏就曾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将经济问题置于‘论正义’这一卷中)。早期我们讲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称呼,其实是从欧洲大陆的法国人那里传来的,并不是英国传统。”

那么,“斯密悖论”究竟存不存在?方钦直截了当地表示,“斯密悖论”已经被很多学者证明是伪命题:“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面构建的和在《国富论》里面构建的,其实是同一个有关个人行动的模型,即在一个斯密所认为的自然自由体系(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下面,个人的实践行为构成良善的社会运行。这是斯密整个道德哲学体系的核心架构,其中涉及三方面内容:首先是狭义的伦理学,即何为‘合宜的行为’,这是《道德情操论》处理的内容;其次是‘与法律相关的伦理学’,这一部分斯密未能成书,但是我们能从其课堂讲稿《法理学讲义》中略窥一二;最后是‘基于权益原则的旨在增进国家的财富、力量和繁荣的政治条例’,这正是《国富论》里面讨论的内容,即 ‘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原理。”方钦进一步解释说,《道德情操论》解决了“陌生人相互交往的商业社会”中的“陌生人”的行为如何界定的问题,而《国富论》解决的是“陌生人相互交往的商业社会”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当《道德情操论》界定了个人利己之心会受到“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约束,自爱之火不会让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之后,那么《国富论》中通过诉求个人的“私利”反而能促成社会利益的增进,其前后逻辑才自始至终是一致的。“只是按照德国学者的传统,形而上与形而下有别、利益之心和道德之心有别,才会解读成矛盾。”据方钦介绍,斯密受哈奇逊和休谟的影响很深,他们两人就从来不认为利益和道德冲突:“哈奇逊明确表示,社会公共福利是用效用来评价的,凡是符合效用的就是福利增进,不符合效用的就是福利减损;休谟的观点更简单,他认为衡量正义的唯一标准就是公共效用。在这两人的观念里,效用这个利益问题和道德问题是密切结合在一块的。”

要分析“斯密悖论”,或许首先要解决几个概念问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所指的道德和情操,表达了一种应当受到理解和尊敬的行为、思想境界,他认为人之所以是“道德人”,有同情心,是看到了人类生存的不容易,但个人首先要把自己顾好(利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钟祥财表示,结合中国孔孟精神,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亚当·斯密:“我们都认为孟子讲的是性善论,但性善论的来源,仍然是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比如孟子就承认,受生存条件的约束,要求人人都向善是不现实的,所以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他还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都是推己及人、向外扩展的,内在的起点仍然是对自己利益的考虑。”钟祥财认为亚当·斯密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才使得市场经济有个真实的道德基础——每个人为自己考虑是整个社会走向善化的基础,当然,还需要规范自己的行动和相应的法律制度。

有没有悖论都是后人的解读,也许是大家的一厢情愿,但也不排除斯密自己存在困惑和痛苦,所以才在生前不断地对《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进行修订。钟祥财猜想,斯密或许觉得两本著作里面的一些具体观点需要调和,“但谈不上根本理论的冲突。有悖论不一定是坏事,没有悖论也不一定是好事。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无法得到解答,恰恰表明斯密理论有着无限魅力。”




作者:孟珑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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