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倒在黎明前的“小老大”——《51号兵站》主要原型盛慕莱烈士

【导读】1949年5月，解放上海战役打响。历时近一个月的战斗以国民党溃败逃亡、共产党大获全胜告终，上海终于拨云见日，市民喜迎解放军入城。

然而，这场战役的经过一波三折，众多共产党人在黎明到来之际倒在血泊中，这其中就包括电影《51号兵站》主人公“小老大”的主要原型盛慕莱烈士。

2019年5月，上海迎来解放70周年，盛慕莱烈士的外孙张黎光为我们还原了一个鲜活真实的共产党人形象，以及解放前夕一幕幕震撼动人的场景。

秘密入党，巧破经济封锁

1908年农历四月，我的外公盛慕莱（原名盛毓）出生于嘉定县黄渡镇。他曾就读于黄波渡小学和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分校。

在二师分校毕业后，外公执教于黄渡镇小学，后又被委任为黄渡镇第一国民学校校长。他把这所学校办成了当时淞沪地区第一流的学校，以至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盛慕莱校长”。

在“国民革命”时期，外公的妹妹盛毓芸和妹夫蔡辉仔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之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外公在学校受到新思潮的熏陶，开始与共青团接触。与此同时，在妹妹与妹夫的影响下，他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救国救民的思想时时溢于言表。

1934年5月，外公被当地百姓推举为黄渡镇镇长。在任期间，他热心于教育事业，重视地方建设，尽力保护镇上老百姓的利益。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外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不惜变卖家产，筹集资金，放弃优越生活，不顾生命安危，多次机智勇敢地冲破了层层封锁，在财力、物力上支持新四军。这一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期间，外公以“富商”的身份巧妙利用德国商船与日本退伍军舰，将采购的大量军用和民用物资从上海先后运往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新四军第六师、第七师，也因此被誉为“反经济封锁斗争中的尖兵”。 这一段故事在解放后被拍成了电影《51号兵站》，主人公梁洪就是以外公为主要原型。2007年石晓华编导的纪实片《地下交通线》也真实再现了这段历史。

▲ 《51号兵站》中梁波罗饰演的“小老大”梁洪

人脉宽广，成功策反敌方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开设集安公司，外公奉命到扬州建立秘密联络点——上海集安公司扬州分公司，成为上海与苏北解放区间的物资中转站。此后，他又开通上海至连云港，及连云港至山东解放区日照县涛雏镇的海上运输。

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外公接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派驻上海秘密联络站负责人李凯的指令，开展两项主要工作：一、摸排上海地区敌特潜伏活动以及敌特对上海进行破坏的情况；二、进行对敌策反。

外公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成功策反了设在上海真如镇北杨家桥地区的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总仓库 ，使大量物资保存完好，并得以在解放后交于解放军接管。此后，外公还成功策反了国民党汽车大队某保安团、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杨思分局和杨泾分局。

在多次策反过程中，外公根据中共对新解放区“约法八章”精神，向敌方传达“放下武器，交出所有枪支弹药、档案材料、潜伏敌特名单等，听候处理”的要求。他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对于策反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危机四伏，毅然决定留沪

多次策反让外公为我党立下赫赫战功，但也正因此遭到国民党的疯狂反扑。

1948年底，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曾密令嘉定县县长徐竹漪逮捕外公。所幸在乡人的掩护下，他得以脱离险境并转移到上海。

1949年4月，外公和学生姚声以中共中央华东局驻上海代表的身份对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开展策反活动。他们根据“约法八章”精神与前来联络的敌特洽谈了三次。然而上海市警察局的策反行动成为了外公的最后一场“战役”。

▲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原来，阴险狡猾的敌特表面上与外公等人谈判，实际上是为了掌握这条线上的地下党组织情况，企图一网打尽。

长期地下工作让外公培养了对危险的敏锐嗅觉。他察觉出敌特的侦察行动，所以每次洽谈完都向上级李凯作详细汇报，并研究下一步对策。李凯曾建议他外出躲避，但外公认为，越到关键时候，就越需要他做工作。于是他毅然决定留守上海、潜伏地下，匿居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忆定盘路（今江苏路）的学生蒋梦良宿舍（即地政局测量总队宿舍），化名“蒋梦兰”。

由于解放军兵进神速，国民党展开了搏命一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下急令抓捕众多共产党员。1949年5月9日清晨，一伙全副武装的特务拿着外公的照片前往蒋梦良宿舍抓人。虽然外公一度以“蒋梦兰”之名蒙混过关，但无奈阴差阳错，敌特最终还是认出了外公，将他和蒋梦良一并带走。

严刑拷打，坚守党的秘密

被捕后，外公遭到严刑逼供。丧心病狂的国民党警察将他拷打至股骨骨折、门齿断裂，但外公始终严守机密，没有吐露一丝内情。这也确保了线上的地下党组织毫发无损。

1949年5月24日上午9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将众人押至虹口公园，外公的生命也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此后的第三天黎明，上海迎来了解放，我们家却没有迎来外公。于是家人们和战友们四处奔波寻人，终于在十天后得知了外公牺牲的噩耗。

▲ 旧虹口公园

他们赶往虹桥路塘子泾公墓，在一片新坟堆下发现几具埋着的棺木。由于身份未明，只能逐一开棺认尸。连续几天闷热的阴雨天气让遗体腐烂而无法辨认，所幸他们在一具遗骸的膝盖骨弯曲处发现了一小块纺绸格子裤散片，这才确认了外公的遗骸。

后来，当年在虹口公园目睹众人就义的园林工人回忆道，“从警车上押下来的就义人员中，有一个是大块头（就是外公），个子很高、很胖，很白，剃着平顶头，浑身是伤痕，穿着的格子纺绸短衫裤已被鲜血渗透。虽然走路一拐一拐的，但他从容地昂着头。国民党向他们开枪射击，在连中了两枪后，他那高大的身躯才慢慢倒下。”

1952年4月21日，外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移葬于嘉定县革命烈士陵园，从此长眠于这片生他养他并为之贡献出生命的土地。

▲ 嘉定革命烈士陵园

外公那代人有着坚定的信仰，任何艰难困苦也不曾动摇自己的初心。哪怕流尽鲜血，也要为了革命事业而拼搏到底。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遗憾未曾见过外公，但母亲的娓娓叙述让我对外公有了深刻的印象。

母亲曾回忆起与外公见的最后一面：1949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 ，我和妹妹正在学校上夜自修课。突然接到传达室门卫的通知，我们急忙奔向校门口。那天正下着濛濛细雨，看到穿着淡灰色长衫的父亲身上淋着不少雨水，我赶紧拿出毛巾替他擦拭。父亲从口袋里掏出钱夹，拿出十块大洋 ，神情严峻地对我们说：“这是你们以后两个月的伙食费和零用钱，这几天时局紧张，你们年纪小，不要到校外去。我最近工作忙，不能常来看你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说完就走了，我俩目送着父亲匆匆地消失在雨夜之中。

对于曾经叱咤上海滩的“富商”，这十块大洋几乎是外公身上的所有财产。他把大洋留给了女儿，把生命留给了上海。

口述：张黎光

整理：孙欣祺

编辑：孙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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