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间供会士阅览的“修士室”开始的徐家汇藏书楼 | 一点历史

2019-06-25信息快讯网


沿着肇嘉浜路一路来到徐家汇,除了“不息”,还真想不出什么更贴切的词语:穿梭的车流人流,一直在卖出买进的百货商店,生怕追赶不上高科技的数码城产品……似乎一不小心放慢了脚步,就会被落下。

然而,沿着漕溪北路一路向南,经过白色拱形人行道、隔墙看到那两幢与周围“很不搭调”的欧式小白楼时,很多人会被吸引而心甘情愿驻足。在这里,连时间都没有逃得过,几百年的厚重历史安心地、静静地沉淀着,这就是漕溪北路80号的徐家汇藏书楼(Bibliotheca Zi-Ka-Wei),今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作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图书馆,作为上海现存最早的具有公共性质的近代图书馆,藏书楼无疑是我国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一个缩影。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包括上海在内的5个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一度为清廷所禁止的西教逐渐恢复在华传播。1843年上海开埠。1847年3月(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Claudius Cotteland)委派司铎梅德尔(Mathorinus le Maitre)在徐家汇置地,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范廷佐(Joannes Ferrer)设计图纸,建造耶稣会修院、会士居所和小堂。据同治《上海县志》第三十一卷记载:“徐家汇天主堂旧建在西门外肇嘉浜徐文定公光启庐墓之东北,为近地教中人瞻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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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漕溪北路80号的徐家汇藏书楼是两幢被高楼“环抱”的小白楼



**从3间供会士阅览的“修士室”开始


1847年7月(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竣工落成,耶稣会修院由青浦横塘迁至徐家汇。当时,传教士们已经开始搜集图书,并专辟3间“修士室”用以藏书,是为徐家汇藏书楼的雏形。起初并不是独立楼体,也未见规模,只是供会士查阅资料的小型场所。

1867—1868年,因藏品渐丰需要扩大空间,原有的平房改建成两层楼房,下层用作藏书室,并在楼东北侧新建3层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897年,原先的两层楼房拆除,藏书室移到神甫楼东北侧,扩建成新的两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大书房或藏经楼,当时往来的信札中也称藏书楼耶稣会士为“石室神父”。

上海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陈秉仁曾专门考证过藏书楼的建造时间:“由于几次改建、扩建,外界讲法不一,但真正初具规模的,应该和天主大教堂的建造联系在一起看。”他介绍说,有资料显示,1896—1897年工人进场开始作天主大教堂的建造准备工作,当时要搭工棚制作石料,很多东西要拆掉,便建了幢楼来藏书。“那么多藏书也不可能一下子搬过去,前后陆陆续续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

现今看到的徐家汇藏书楼西南楼,就是1867年建造的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931年经过较大改造,为四层坡顶的外廊式建筑,砖木混合结构。一楼入口处,大屏幕循环播放着介绍藏书楼的纪录片。二楼朝南小房间设烟道和壁炉,原为神父居所,现为藏书楼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朝东的大开间是阅览室,十几张书桌不算多,但古朴厚实,西式台灯发出暖黄的光,木地板踩上去还微微作响。

藏书楼的老一代先生基本都已去世,现在可能没有人比陈秉仁更熟悉藏书楼了。他1964年刚参加工作时就在藏书楼,一共呆了10年:“当时工作人员很少,没有保安,人事部门就安排我白天工作、晚上值班,前6年我算是1天24小时在藏书楼里。当时住的就是神父住过的房间,里面带帐架的铁床、用的写字台、坐的藤椅都是神父留下来的。壁炉都在,只是不烧了。”陈秉仁说他在藏书楼期间,周边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格局,每天早上起来时,朝不远处一看,都能看到天主堂神父。星期天做弥撒时,教堂里管风琴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

“我那时还是学员,葛伯熙老先生可以算是师父,1956年藏书楼归入上海图书馆后,只有他是原来天主堂藏书楼时期的留用人员,对藏书楼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很多都是他那边听来的。”据陈秉仁介绍,神甫楼以前有个地下室,积水很厉害,走进去都漫过膝盖,“一到星期四劳动时间,大家就拿水桶舀水,每人要递个100多桶。后来房管所在地下室下面又挖了个窨井,安装了抽泵,才解决了积水、排水的问题。”他还听老人讲过,“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期,地下室养过蘑菇,花园里还养过猪:“我去的时候猪圈还在,只是不养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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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徐家汇藏书楼远景


**藏书房设计风格理念做到“中西合璧”


阅览室里唯一有点“静中取闹”的就是宽敞的外阳台,时不时捎来花园里的阵阵鸟语,但又通联着另一个更深邃和肃静的世界——藏书楼的东北楼,即1897年建造的大书房、藏经楼。这幢两层坡顶的小楼也是砖木混合结构,南北面设欧式百叶窗,在老建筑专家娄承浩看来,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座在设计风格和理念上做到“中西合璧”的藏书室了。

大书房二楼为西文书库,仿照罗马梵蒂冈图书馆的布局。12格木质书架“顶天立地”,半腰的木质走道底部有铁栏杆支撑,3架扶梯与走道相连,整体形成六进六出的“回廊”,就像一个个中国字“四”。这种开架式,取书特别方便,每一本基本都是触手可及:高处的就走楼梯上去,低处的稍稍弯腰就行。听藏书楼主任王仁芳介绍,西文书库的排架也参照梵蒂冈图书馆的分类法,以罗马字母加阿拉伯数字来标记分类号、架号,共列37大类286小类。“譬如A大类SCRIPT SACRA,就是圣经类。”他还补充说,汉学类书RES SINENSES和神学类书THEOL MORAL近年来受学界关注比较多,可谓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笔“富矿”。

藏书室内有专门记录温度、湿度的仪器,以此来决定是否开空调降温或祛湿。百叶窗的开关也因季节、气候而定,主要照明靠从天花板上垂下的一盏盏如倒扣酒杯似的小灯。书的保存和光线有非常大的关系,见光越少,保存时间越久。为避免光的直射,灯罩设计特意要求用磨砂玻璃。后来为了装喷淋系统和空调,楼顶有所抬高,而书架和那些很不起眼的三角木撑(书挡)都是原来的,“做书架的每块木板都是一整块,一棵树上的,没有拼接过。比我们的年龄可大多了。”王仁芳说。

大书房的一楼原为中文书库,仿造明代宁波天一阁的样式,朝北一个大通间连接起朝南的六个开间,取《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一通间就是“天一”,六开间就是“地六”。藏书楼最怕火,取以水灭火之义。与天一阁六开间由书柜隔断开来不同,这里的六开间完全是墙砌的,大约有4米高。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五开间,东边最外侧一间在徐家汇修建地铁期间,改建成了漕溪北路上的那个白色拱形人行通道。

每个开间的东西两面墙设书架,“顶天立地”共10格,“最初都是12格,上9下3,上面较窄,放一般线装书,下面较宽,放大开本书或报纸期刊等。”据王仁芳介绍,2002年大修时,为了铺木地板防潮,地面抬高占去了1格,同时为了安装空调、喷淋系统,天花板压低后也占去了1格。每排书架最上端装有窗帘杆一样的铁杆,用来挂靠竹梯取书。“当年我也就20岁多点,上上下下还是有点怕,高啊!取好书,还要一手拿书,一手扶着梯子慢慢下来。”陈秉仁坦言自己还有一“怕”,就是“暗”:“百叶窗经常关着,灯光也很弱,尤其是从梯子上往下走时,心理感觉更强烈些。”

由于上海图书馆资源布局的调整,中文资料已经都搬出去了。原先排架按照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放了五间多点,地方志全部放在朝北大通间里,集中了全国各个省、府、州、县地方志12万多册。解放前,国内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其次就是徐家汇藏书楼,陈秉仁说自己还看到过当时征集地方志的小广告纸。

王仁芳随身带着很多钥匙,一把一把,围成一个大圆盘,叮铃作响,每次进大书房,一道一道,要开好多门。在他看来,进书库就是一种对书的朝圣,“1800年之前的书,我们都用牛皮纸包起来。学者若想一睹芳容,除了提出申请外,还要所在单位开具证明,同时需要图书馆馆长的批准。”虽然他也表示,书要公开出来才能发挥出它的价值,但一想到这些珍贵的“文物”,自己还是深感责任重大。




作者:荏山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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