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高粱》重映,莫言忆旧:我曾担心巩俐演砸了

2018-10-12信息快讯网

随着电影《红高粱》修复版公映,与这部影片的往事也再度浮现。

在这里贴一篇莫言的旧文,钩沉影片拍摄时的曲折和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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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

莫言

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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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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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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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7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

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他们非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拍什么?当然可以种。第二,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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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要钱,你们有多少钱?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

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

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要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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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

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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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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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

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作者:莫言
编辑:柳青
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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