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死亡的世界讨论现实中的矛盾与人性

人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是过望乡台，走黄泉路，饮一碗孟婆汤再入轮回？或是进入真理田园接受审判，在塔耳塔洛斯受到惩处，在爱丽舍乐园获得永生？神话给出的答案是冥界，审判是非善恶，化解贪嗔执念。而韩松的答案是医院。

《亡灵》以杨伟的视角展现了一场末日的狂欢与疯狂：火星医院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医生利用亡灵之池“复活”病人延续医院运作，却被得知真相的病患从亡灵之池逃脱，对医生进行疯狂的报复。医生、病患为争夺医学宗教的最高话语权无情无休地相互厮杀，人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得到胜利，却在最后一同走向毁灭。

韩松的笔调是生动尖锐的，毫不留情地直击人性深处的欲望和丑恶，医生的荒唐行径、病患反击的暴虐，以及这一切背后隐藏着的不可探求的宇宙法则，寥寥几笔便能让读者体会到冷酷而疯狂、腐朽而绚烂的末日之景。“火焰像一株盛开的十字，却斑驳陈旧，粗粝紊乱，仿佛长满铁锈，从时间的地层中吃力爬出。”

《亡灵》的医院世界是诡谲奇异的，韩松一次次用逻辑将荒诞合理化构建出一个世界，又一次次突破。片段化的思考和讨论，总在答案呼之欲出时戛然而止，让人挠心挠肺，这是其晦涩难读的原因之一。但又正是因其叙事的片段化总能让读者在一切看似尘埃落定之时发现蛛丝马迹，从而在层层的嵌套之中窥见一点宇宙不可言说的秘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无论怎么做，最终结局都是一样。”

由亡灵之池再造医院，到世界是杨伟意识的投射，到最终宇宙医院的消失，每一次转折都在挑战读者的思维：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仅是自我意识的投射？这一点倒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康德的哲学哥白尼革命颇为相似。

《亡灵》的另一特点即是书中总或多或少穿插着哲学性的讨论，而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他对于“彼岸”的否定。生者对死亡的恐惧是由死后世界的未知性带来的，东方的文化或宗教用轮回建立一个彼岸，而西方则用地狱或天堂的永生给予生者希冀，在肉身消亡后两者皆创造了灵魂这一概念达到延续意识、救赎死亡的目的。而韩松直接打破了这个希望，死亡不是解脱，也没有彼岸，死后的世界仍是医院，更加黑暗混乱、光怪陆离。他剔除了灵魂这一传统命名赋予意识的浪漫色彩，意识在《亡灵》中只能依附于冰冷的科技而存在，可以被复制粘贴创造，记忆也可以被提取篡改。依靠数据“复活”的亡灵，是被操控的，甚至只是个人自我意识的投射。书中亡灵世界的无序残酷让人焦虑，很自然地使读者开始思考在记忆能被随意提取篡改的时代如何确立真实？当人作为数据的形态“活着”是否还是原来的自己？界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又是什么？依靠意识的“复活”是否是某种意义上的永生？而永生真的是消解一切矛盾的终极方法？韩松未在书中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们能从书中推导出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复活并没有根除医患之间的矛盾，随之而来的是病患疯狂的报复和对医学宗教绝对话语权的欲望。“这个世界什么都复活了，就是没有复活爱。”韩松笔下的亡灵是一团冰冷的数据，身份随意改变，没有家庭和伦理，快乐来自权利的争夺、报复的快感，而非感情上的充实。此时界定人之为人的方法变得可笑，世界到最后是绝望的、黑暗的、混乱的、令人作呕的。

在一切似乎已经行至穷途末路之时，韩松又转向了另一条出路——永生。尾声中佛陀来临，人们由永生获得了救赎，似乎一切已经落下了帷幕，像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夜晚归为安谧平和。但正如刘慈欣曾说：“韩松描写的世界是我在所有科幻小说中见过的最黑暗的，在那个世界中光明和希望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当永生达到上限，生命报废机再次打破了平静成为世界新的主宰，永生亦无法解决世界的根本矛盾。看似平和永恒的世界背后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一下子暴露在天光之下，像一只无形的大手从虚空之中蓦地伸出，紧紧扼住咽喉，令人不寒而栗。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这个世界可能只是一个神经突触，是个人意识的投射。《亡灵》总是隐隐蕴含着一些宿命论的神秘色彩。从追求永生到重新选择死亡，一切都在无尽地轮回，而那些关于世界生命本质的问题——死到底是怎样的？冥冥中控制法则的人是谁？是永远没有答案的。正如韩松所说，这个世界到最后是不可言说的。

正是由于韩松否定了任何一种试图改变现有生命形态解决现实矛盾的出路，将思考留给读者，让人不得不落回现实。所以，与其说《亡灵》是韩松对死后世界的奇异想象，不如说是他探索人性与人存在的方式的思考过程。用死亡的世界讨论现实中的矛盾与人性，让读者重新审视和思考现实。

总的来说，《亡灵》初读晦涩不知所云，但习惯其叙述方式后，一次次的反转和突破总能让人惊叹“这是何等巧妙新奇的想象”，并且让人从只言片语中不自觉地联想到现实中的一些东西，在科幻和现实中搭建起一座桥梁。

作者：刘军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周怡倩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