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锋: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

2018-12-18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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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伯伯在家中是一个令人生畏、厌恶同时又具有某种隐秘的敬意的传说,有点像伏地魔。

伯伯与我父亲(本名严格,笔名辛丰年)是嫡亲兄弟,他们的母亲去世得早。我的另外一些姑妈和叔叔是另一位奶奶所生。我爷爷是孙传芳的手下,做过淞沪警备司令、上海戒严司令、上海公安厅长、上海卫生局长。下野后,他在法租界淡水路做寓公,后来又在家乡南通买地置业。就像巴金、曹禺笔下的那些旧家族一样,一部分子女花天酒地,败家毁业;另一部分子女怀着赎罪的心理,寻找光明。第一个出走的是我的四姑妈,年方17岁,就参加了新四军。紧随着的是我父亲,取道上海来到苏中分区。小姑妈还在南通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地下党。最后,解放南通的时候,我父亲来到家中,带走了年仅14岁的小叔叔。

小学最后两年,我主要是与南通老家的奶奶,也就是我父亲的继母,还有姑妈们一起生活,所有对伯伯的印象也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根据他们的说法,伯伯是一个败家子,浪荡子,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最糟糕的,伯伯还是一个反革命,参加过国民党的部队,后来混入革命队伍,最后被揪出来成为右派,长期在农场劳改。在那样的年代,要找出一个更坏的形象,也不容易了。

我还记得刚到奶奶家的一天,旁边邻居沙奶奶来访,一看到我就大呼小叫:这个孩儿长得齐整来,眉眼儿活像他家大伯伯!然后就开始讲我伯伯的事情:抽大烟,吃花酒,争家私……沙奶奶有一个句子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婊子一车车的哟。”

在我小时候,父亲很少和我谈他家族的旧事,可能是出于一种羞耻感,也可能是不愿让我背上太多的包袱。但有时候他会不小心涉及这方面的话题。令我惊奇的是,作为一个有道德洁癖的老革命,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伯伯一句坏话。他会满怀温情地回忆起小时候哥哥带他玩的情景。他说哥哥特别心灵手巧,会用线轴给他做小坦克,做走马灯,捏很逼真的泥人。“他真是比我聪明多了”,我父亲说。最初我爷爷给兄弟俩聘了一位家庭教师,王蘧常先生,后来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的章草书法家。王先生给他们布置的作文,伯伯总是很早就写好,一溜烟出去玩,留下我父亲在那里苦思冥想。

到了父亲晚年,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引导他回忆过去的事情,谈话的内容已经很少有禁区了。有一次父亲谈到1949年渡江前夕,他的部队在如皋江边,突然伯伯从南通城里去看他,走之前脱下手上的手表,还把身上的派克金笔给他,最妙的是留下一包棒棒糖。我爸把棒棒糖全分给战友,结果一屋子的人每人都拿着一根棒棒糖在那里快乐地吮吸。父亲说起这事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那确实是大时代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小场景。

再后来,我把这个小插曲告诉小姑妈。出乎我的意料,小姑妈不但没有为之感动,还气愤地说:“这支派克金笔是你爷爷专门留给我的,你伯伯看了眼红,就骗我说小孩子用钢笔会把手写坏,他先拿去用,等我长大了再还给我。”我听了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头脑中顿时冒出一句网络名言:楼主真相了。

至于那块金表是从何而来的,就不得而知了。父亲的部队一过江,很快就打到苏州。那是个温柔富贵乡,吃货的天堂。艰苦了好几年的父亲看到满街都是好吃的,深藏心底的馋虫被勾出来了。可是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忍无可忍之际,把伯伯送的金表到当铺里卖了一块钱,买了无穷的小吃,和战友吃了N多天。

那时候父亲既不知道金笔是伯伯从他小妹手上骗得来的,也不知道他哥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带棒棒糖来是未雨绸缪,有目的的。伯伯隐瞒了他的那段历史,又参加了解放军,后又离开部队到石家庄工作。到了五七年,投敌事发,被打成右派,押送到一个边远农场劳动改造。父亲收到伯伯的信,说他情况很惨,天气很冷,衣服也没得穿,肚子很饿,妻子远在石家庄带两个孩子,十分困难,要我父亲帮助他。当时父亲在福州军区文化部工作,忠诚老实,组织性纪律性很强,自己不敢作主,跑到上司那里请示。结果出现了一个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今天听来也觉惊心的场景。

上司是大名鼎鼎的蒋峻基部长,苏中新四军中的大才子,也是南通人,平时对我父亲非常关照。他听了我父亲的话,两眼望着别处,一声不吭,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就在这死一样的沉寂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默默地退出,最后硬着头皮,给伯伯寄了一些钱,一包旧卫生衣和一些饼干。听到这里,我对父亲说,你那时很勇敢啊。父亲说,也谈不上勇敢,心里其实很害怕,所以也不敢给伯伯多寄。但是从那以后,就给我伯母每月寄20元。伯母为了孩子的前途,已经和伯父假离婚了。再后来,伯母来信说孩子上学了,我父亲每月寄的钱又增加一些。父亲同时还每月给他在南通的继母寄60元,直到“文革”他自己倒霉为止。父亲当时是少校军衔,每月收入150元,他说除了给亲戚定期寄钱和间或帮助朋友外,剩下的钱还是够他花的,买书和唱片,还有他喜欢的零食。

1949年长江边上的相见,就是这两兄弟的最后一面。父亲说,“文革”后,他收到伯伯的好几封信,希望能够兄弟见面。但是父亲不但没有答应,甚至没有回信。嫡亲的兄弟,都是劫后余生,又都曾经相互帮助,为什么不愿意在气候尚好的人生晚秋再见面?父亲一直不告诉我原因,我也一直在进行各种猜测。直到有一天,小姑妈告诉我,伯伯当年想要独占家产,把我奶奶和她的孩子们从家中赶走,是我父亲跪在他面前,阻止了这一家族的悲剧。也许,这就是父亲心中永远无法克服的阴影吧。

父亲去世后,我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伯伯在1988年写给他,他没有回的信:

二弟:

四九年如皋城里一晤,近四十年了,千言万语,万语千言……

最近,与方易通信才与小妹联系上,也才知道你的通信地址。去年小吕(我的儿子,你的侄子)出差去南通,带回来你的照片,你的头发白的不少了……

现在我考虑,在冬季以前,如我体力尚能支持,准备到南京,到上海,然后回南通老家一次,跟阔别几十年的同胞手足聚会一次。这是我的计划,近七十的人了,能否实现?很难说……

谈谈西门房子的事。无非那几间房子,我的意思是按照合情(手足同胞)、合理(实际需要)、合法(依法解决,不留后患)的原则早日解决。至于我,我从对弟妹们的内疚出发,早就表态,我放弃继承权,一切由弟妹们处理,我不介入。最近,我又出具了一个“放弃对父母遗产继承权”的正式书面意见书……

再说严锋侄的事,前几年我就看到南通报纸发表的关于他高考以及考研究生的报导,兴奋快慰之极。当时我还在教书,将此报导交学校打印作为课外阅读材料(我没说是我侄子)分发给学生们,作为激励上进的思想教育材料。最近接四妹来信,说她在沪曾去严锋处,印象极好。孩子勤奋好学,不慕虚荣,艰苦朴素,太好了。我经上海时一定去看他……

(啊,伯伯!)

该谈谈我这30年的事了。我49年在上海考入三野特纵特科学校炮兵科,后历任文化教员,文教助理员,秘书等职。54年转业到石家庄任中学教员、组长。58年错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共在里面呆了21年。

79年改正,推倒原结论,未留尾巴,恢复原职原薪……

我是以讲师待遇办退休的,你嫂嫂今年评了高级讲师,你侄子单吕在厂里担任副职领导,总的收入还可以。单吕多次跟我表示,父亲错划为右派的那些年,叔叔给咱们很大照顾,孩子们很感激叔叔(这些情况我原先都不知道,后来慢慢地知道了,最近从瑞荷信里才全知道的)。所以,孩子让我问叔叔,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认为这也是应该的……

大哥承晞(严正)1988.10.6

(2013年8月12日报“笔会”刊发)

作者:严锋

编辑:谢娟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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