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口称赞”不该是文学评论的常态 | 文化视点

2019-01-10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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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秦岭,层峦叠嶂,白云、雪山交织成一幅冬日里的山川秀美图《山本》手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制图:冯晓瑜

在学者们看来,交口称赞不该是文学评论的常态。做文学批评要认真,甚至要较真。所谓较真,就是实事求是,给作家作品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真正承担起“批评”应有的功能。只有这样,文学评论才能找回应有的尊严,文学创作也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

在出版近一年后,因为一篇评论文章,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这两天重新刷了一波屏,引发关注和热议。

在这篇刊发于2018年最后一期《文艺研究》杂志的文章中,作者鲁太光以“价值观的虚无与形式的缺憾”对《山本》提出批评,认为其没有能给人以正面价值和情感出路,背离了创作者宏大的创作意图,同时多处出现了《浮躁》《秦腔》《废都》等前作的影子,是一种自我重复。

这篇评论之所以引发关注,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在此之前,《山本》几乎收获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不过,此次再度刷屏,大家的关注点并没有过多地停留在对《山本》本身的优劣判断上,而是聚焦于这篇评论背后的话题: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对于已经成为名家的文学创作,我们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批评态度?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关系到“批评究竟何为”的大问题。

名家作品收获一片叫好,不是正常的评论生态

记者了解到,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鲁太光曾经召集过一次关于《山本》的内部研讨会。他当时在开场白中这样表示:贾平凹是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对他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认识与把握。昨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了这一态度。

而这也是此篇评论引发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告诉记者,在国际书评界,通行的规则就是越是大牌作家,越容易得到专业严苛的评价。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对于保罗·奥斯特、埃德蒙·威尔逊等名家从未笔下留情,充分了解他们的缺陷,永远在他们的七寸处下手。尤其是大牌们的新作,比如伊万·麦克尤恩,他的很多作品在初问世时评价并不高。

相比之下,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评论界对于大牌往往过于温和,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家的话来说:“每一次都声势浩大,每一部作品都被抬上一座新的高峰。为什么不能对这样的写作做更加专业严苛的批评和讨论呢?”在罗岗看来,对于那些在文学史上已经有了一定地位的作家,应该以他们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水平来要求,至少不能低于自己曾经的水准。鲁太光则表示,创作是很难的,我们不能要求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是好作品;但这并不是说对每一部作品都要点赞。我们要尊重作家的劳动,但更要尊重文学标准,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视为标杆的名家,有时候真诚的批评甚至沉默,可能都比泛泛而谈的“表扬”更有价值。

“批评”应该给作家作品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

在一个健康的评论生态里,名家没有免于批评的特权。也只有在一个健康的评论生态里,评论才能真正发挥功能。由此引发出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文学评论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鲁太光把文学评论的功能分为两层:从初级层次来说,就是文学生态的保护者,要尽量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甚至保持沉默。从较高层次来说,文学批评担负着发现、清除落后的文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召唤先进的文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即催生文学未来的责任。

罗岗同样以“面向当下”“面向未来”的两重维度来审视文学评论的功能。在他看来,文学评论一方面承担了塑造当下时代阅读生态的功能,具体而言,就是引导读者对自己所要阅读的作品作出参考性判断。在文学批评的历史上,有不少对读者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批评家。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评论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决定了哪些作品可以进入文学史,从而为后人展现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是面貌模糊的?就和当时批评力量弱化有关。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一派蓬勃强劲,很多作品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被经典化了。”

正是因为如此,在学者们看来,交口称赞不该是文学评论的常态。做文学批评要认真,甚至要较真。所谓较真,就是实事求是,给作家作品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真正承担起“批评”应有的功能。只有这样,文学评论才能找回应有的尊严,文学创作也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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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谈《山本》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关于秦岭,我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

……

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觉得力不从心。写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条幅挂在室中,《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我觉得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

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原载于2018年2月2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邵岭

编辑: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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