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大战：曾国藩一生最焦灼的46天
曾国藩像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其出身就似今天的“小镇青年”；智商平常，考了七次才中秀才，其天赋在晚清同时代大人物中堪称最差，却以笨功夫成功打通科举之路，进入翰林院。他一生崇尚笨拙，以扎实而非机巧取胜，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被誉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且全身而退。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最终成为清王朝的最后领航者和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他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给人以特别的启示。
《曾国藩传》张宏杰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本文摘自《曾国藩传》第十一章“太平天国最后的战役”。
孤军深入的曾国荃
拿下安庆之后，湘军的首要目标自然是太平天国首都。这是太平天国战争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次攻坚战。
曾国藩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他让曾国荃围城，让多隆阿、鲍超、李继宜等其他人打援。
曾国荃领到主攻金陵的任务后，先回乡招募士兵扩大部队，然后于同治元年（1862）初率吉字营循大江北岸一路摧城拔寨，斩将夺关，先后攻陷含山、秣陵关、大胜关等地，一直攻到金陵城南门外雨花台，扎下营盘。
然而，其他三路援兵的速度都不如曾国荃快，或者被阻或者出现意外情况，没有一路跟得上来，一时间形成了曾国荃孤军深入之势。
曾国藩大惊。他早就多次命令曾国荃先停一停，等等其他几支。但曾国荃全然不管。
在湘军将领中，曾国藩最难指挥的就是这个亲弟弟。兄弟俩的性格大不相同。曾国藩人到中年，屡经挫折，久历风波，老成持重，往往事情一发端，便已看到结尾。曾国荃只是湖南乡下土秀才，除了去过北京，没出过远门，没办过大事，年轻，见识窄。曾国藩凡事从风险角度考虑较多。曾国荃总是无知者无畏，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
应该说，曾国荃的功名完全得益于老兄的指授安排。然而，弟弟对哥哥却不是很佩服，认为老兄做事过于迟缓迂拙，因此根本不把曾国藩的命令当回事。
他违抗军令一路猛攻，在雨花台扎下大营。围绕营盘挖好壕沟修好长墙后，他兴致勃勃地带着心腹大将，到南京城外巡视，领略一下江南名城的风采，同时估计一下挖多长的沟才能围起来。
这一走才发现大事不好。
南京城墙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墙。当初明太祖修这座城池，前后花了21年。它周长96里，城墙基础宽14米，最宽处达30米，高14至21米。基础用巨大的条石砌起，墙体用巨砖筑成，规模极其宏大。
曾国荃几个人走了一整天，也没能周览金陵城墙全貌。这下曾国荃傻了眼，他的吉字营不过两万人，撒在城外如同一把花椒面撒到大锅里，根本看不到影。他这才明白老兄所说“金陵城大贼众，合围不易”的意味，后悔不该轻率进兵。
但事已至此，倔强自负的曾国荃也不肯轻易退兵，轻进轻退，岂不被天下人耻笑？硬着头皮先挺下去，等其他几路湘军到来。
曾国荃进兵雨花台，令太平天国领导层十分惊心。正在上海作战的李秀成奉命回援，率军十余万，迅速抵达，抓住曾国荃孤军暴露的机会，发起了猛攻。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严重的瘟疫又突然袭来。咸丰、同治年间，世界范围内暴发第三次和第四次霍乱大流行，霍乱病菌随着外国船只逆长江向内陆扩散，通过湘军水师的补给线，传到了曾国荃的大营。事后统计，两万湘军中，约一万人得了传染病。
至此，雨花台之战凶多吉少：太平军人数占绝对优势，且从上海获得大量西式武器，装备水平比湘军先进很多。湘军武器落后，而且疾病减员严重。
太平军援军联营数百里，以西洋开花炮昼息夜攻。曾国荃留下患病的湘军守帐篷，能战者全部上前线顽强死守。此时，曾国荃终于认错了：不该孤军深入！他请求老兄急调救兵：“倘再一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务求老兄大人原谅弟从前之错，而拯救弟今日之亟。”
其实，曾国藩已经四处发出调兵令。然而，各路均军情紧急，无兵可调。最后，曾国藩居然把自己的亲兵护卫400人派了过来，但这点人只能起到壮胆作用。
最焦灼的46天
雨花台大战共持续46天。是曾国荃一生中最凶险的日子，也是曾国藩生命中最焦灼的46天。曾国荃在金陵日日焦灼，曾国藩在后方的焦苦一点也不比曾国荃少。
从大势判断，曾国藩知道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月。他从人数上推算李秀成的大军每天需消耗60吨米，然而，长江被湘军水师牢牢控制。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分析说：李部至少十万人，每天需吃上千石的米。如无船队运输，怎能持久？我在安徽带兵时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使从南京城内往外运，也有几十里路，一个月运送三万石也极其困难。何况城内也没有太多米可以运出。因此，李秀成挺不了太久。
从此信可看出曾国藩过人的战略眼光。
然而，曾国荃能否顶住一个多月的进攻，曾国藩没有把握。曾家已死了一个曾国华，他深恐这个弟弟也死于战场。
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接沅甫弟信，知伪忠王大股援贼扑金陵营垒……深以为忧，寸心如焚。
他和曾国荃约定要每天通信。九月初五日，未接曾国荃来信，以为出了意外，一夜无眠，心急如焚。“本日午刻不接沅信，悬系之至……绕室旁皇，莫知所以为计。不知沅弟所以无信来者，本身受伤乎？抑全军决裂乎？……晡时，忧灼万状……睡不能成寐，竟夜候沅弟二十九日信。”
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接到曾国荃的信。信中说，二十八日曾国荃在营中被流弹击伤，出血颇多。曾国藩在日记中感叹：“足见天伦血脉感触，息息相通。”
曾国藩并不怕死，自带兵以来，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但他承受不起弟弟的死。既然无兵可调，曾国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应，让曾国荃部得到充足的粮米和弹药。
恩将仇报的沈葆桢
哪知就在此时，军饷供应出现了意外。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因本省财政紧张，停止每月供给曾国藩的四万两漕折。少了采购经费，曾国荃部不但武器弹药的供应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了。
这大出曾国藩的意料。
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他是福建人，林则徐的女婿，曾入过曾国藩幕府，后任广信知府。因防守广信有功，被曾国藩保举为道员。沈葆桢为官干练清廉，甚得曾国藩欣赏。
按官场传统，曾国藩是沈葆桢的“举主”，沈应该感激涕零并大力回报，不想却在此时做出断饷之举。
沈葆桢之所以这样做，第一个原因是他和曾国藩对江西巡抚这个职务的认识不同。曾国藩破格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主要目的是让他给湘军提供军饷。
军饷是湘军的生命线，也是曾国藩带兵打仗过程中最头疼的问题。他对江西的供饷能力寄予极大希望，希望沈葆桢能源源不断地供给湘军军饷。
但沈葆桢不这样想。沈极有主见，自视极高，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功业。
江西以前的巡抚在军务上一直倚仗湘军，没有人着力建设属于自己的军队。沈葆桢不想把命运交由别人掌握，因此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开始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军队。供养军队需大量金钱，这就和曾国藩的需要发生了冲突。因此，沈葆桢决定每月截留四万两漕折，用于建设本省军队。
截留四万两军饷本已出格，更出格的是，沈葆桢事前未与曾国藩商量。他知道，独立建军违反曾国藩的指示，因此干脆不商而行。
事出意外，曾国藩陷入焦虑之中。9月13日，他在日记中说：
又未接沅弟信，忧灼之至。又因沈中丞奏截留江西漕折，银两每月少此四万，士卒更苦，焦虑无已。
沈葆桢此举实在是恩将仇报。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愤怒。维系湘军集团的就是两个字——恩与义。曾国藩举荐他人从不是为了让他们报答自己的私恩，但也从没有想到自己举荐之人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他的心情恶劣到极点，在日记中记道：
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
……
三更睡，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终于顶过来了
这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白天，他频繁联系各处，全力保障曾国荃的供应；傍晚，他在后院的小房间里，跪在蒲垫上默默对天祷告，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上了床又常常一夜无眠，沈葆桢此举如同扎在他心上的一根刺，每一翻身，都感到钻心地痛。
内心愤怒纠缠，但曾国藩的外在反应没有任何失态之处。
早在同治元年（1862），因与当时的江西藩司闹矛盾，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过一段话，大意为：这些天因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对，心里非常愤懑。但是我细思古人办事，岂不也是与我一样，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如果怒他人之拂逆，必欲使之顺从，就会采取霸道手段，诛除异己。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给自己带来祸患。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能动心忍性，修炼自己的心性，委曲求全，而且还以没有“对立面”而忧心，这才是圣贤的用心。所以我正可以借这个不顺心的事来磨砺自己的心性。
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曾国藩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气”“客气”和“矜气”。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他有意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在给朋友的信中，也经常请求他们“常惠箴言，并赐危论”。
经反思和调整，他应对此事的态度非常理智平和。曾国藩的幕僚纷纷大骂不已，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沈葆桢是他提拔的，现在又进行参奏，不仅沈氏脸上不好看，他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况且沈氏用钱也是为公，所争毕竟不过四万两，为数不算太多，随他去吧。
曾国藩念起忍字诀，选择悄悄吞下这颗苦果，“遂未奏请，以全寅谊”。他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氏的矛盾。
沈葆桢截留军饷一事对雨花台大战没有产生严重影响，主要是因为太平军没有湘军那样坚定的意志力。特别是李秀成部，远没有陈玉成部凶悍耐战。
此次战役双方相持到10月4日，天气已寒，太平军既无冬衣，正如曾国藩判断的那样，粮食补给也不能持续，只好撤退。
曾国荃终于顶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46天。
但是，湘军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湘军“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未有如此苦战也”。郭嵩焘亦认为此“极古今之恶战”，特别是随曾国荃作战的曾国葆战后不久就因操劳患病而死，令曾国藩又失掉了一个弟弟。
作者：张宏杰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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