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修订本面世，见证学人传承接力 | 文化视点
《隋书》由唐代魏徵、长孙无忌领衔编撰，是官修纪传体正史。全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纪”和“传”记载隋朝史事，“志”包括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的相关内容。此次修订既全面继承原点校本的成果，又加以提升，使之更便于今人阅读和引用（中华书局供图）
■《隋书》修订本正式出版，这是中华书局已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的第八部史书。作为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牵动着学界和读者视线，该工程凝聚了一代代学人的学术接力，充分展现了学术传承与进步
■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又有新成果。继《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后，该系列第八种《隋书》修订本面世。近日，《隋书》修订本出版暨“隋代的意义”学术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堪称“人气王”，牵动着学界和读者视线。《隋书》修订本主持者吴玉贵、孟彦弘强调，“二十四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很特殊。与个人研究不同，“二十四史”的整理修订，尽量避免施加过多“个人”色彩，不为彰显个人所谓独到之见，而是尽量体现学术界的共识，使它能够更好地为“天下之所共用”，惠利后人。
值得一提的是，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凝聚了一代代学人的学术接力，充分展现了学术传承与进步。
知名度不算高，重要性却是“唯一的”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志三十卷、列传五十卷，是唐朝魏徵、长孙无忌等领衔编撰的官修纪传体断代史书，记述了隋开皇元年至义宁二年共三十八年的历史，系统保存了梁、陈、北齐、北周及隋五朝的典章制度。典章制度最重流变，但典制的变动与朝代的更替往往并不同步。而《隋书》十志对典制沿革的“完整性”有清醒且充分的认识和自觉，表现在对典制溯源“接续”的处理上。
“《隋书》系统总结和记述了南北朝后期至隋的典章制度沿革，因此，跟别的正史比起来，《隋书》的重要性不光在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而是综合反映了多个时代的历史。”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吴玉贵看来，与前四史相比，《隋书》知名度不算高，知道和了解的人并不多，但这不意味着重要性低——对研究隋代历史来说，它却是最重要的和“唯一”的。
吴玉贵说：“唐承隋制，而且是全面继承，唐朝的各项重要制度，基本上在隋代都已成型或确立，到唐代以后得以继续发展完善。从寻根溯源的意义上来说，要想透彻理解唐朝，就必须回到隋朝，在《隋书》中寻找答案。”
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运用科学的校勘整理方法，对二十五部“正史”进行首次大规模系统整理，出版半个世纪以来，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和研究。自2006年起，由中华书局组织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在充分继承原点校本成绩的基础上，按照当代学术规范加以复核和提升。
十年功成，学术规范严谨中更有代际接力
《隋书》同样有所提升。“点校本原有校勘记803条，修订本校勘记增加到2388条。其中删去旧校80余条，新增校勘记1660余条，另外改订标点数百处。”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谈到，《隋书》2009年重新修订改以百衲本为底本，并通校参校多本，在充分尊重原点校本的基础上，对原点校本的校改之处均一一复核。严格遵守有底本校勘的原则，凡底本文字的改动，必一一出校说明，改变了原点校本“不主一本”和“择善而从”带来的缺憾。
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彦弘说，这次校勘修订尽可能充分吸收前人研究和校勘成果，除原点校本曾系统利用的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李慈铭《隋书札记》、张森楷《隋书校勘记》、张元济《隋书校勘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岑仲勉《隋书求是》等外，对原点校本出版后学术界发表的成果，特别是散见的校读札记作了全面梳理利用，并大量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墓志等相关资料进行校勘。与此同时，没有减少任何旧版的学术信息，“不错即不删”，对原有的校勘记，基本“只做加法、不作减法”；原校勘记需补充资料或论证者，适当加以增补；欠妥或失误者，才加以修改或删除；失校者则补写校勘记。
《隋书》修订十年功成，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更是凝聚了一代代学人的学术接力。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仅上海复旦大学，就曾经承担了《三国志》《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五种正史的修订工作，前辈学者朱东润、陈守实、胡裕树、张世禄、谭其骧、王运熙、顾易生、徐连达、邹逸麟、王文楚等先生都曾为此付出过心血。修订工程启动以来，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古籍所多位学者投入其中，为修订工作提供了坚实支持。
出版界与学界的携手，也滋养了彼此。比如，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团队，承担了其中三部正史修订，陈尚君在研讨会上感慨：“参与修订流程后，可以切身感受到整个工作的规范严谨，相当于自己也再次历经专业的学术训练。有关各处修订讨论来往的邮件都会打印出来存档，以备查勘。”
作者：本报记者 许旸
编辑：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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