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原来是他的夫子自道——回念北山翁
岁近己亥，友人在微信朋友圈中发了一组赏心悦目的贺岁图，我一眼看到其中一张“仁者寿”旁的落款“北山”二字，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昔日登北山楼拜见北山翁的往事。
大约是1992年间，报纸上登出一篇有关施蛰存先生近况的报道，上面提到他有一部汇辑词集序跋的书稿不得问世。其时我入职中华书局不久，说出于职业的敏感也不错，更多的是缘自对老先生的景仰，提笔给他写信打探稿子近况，询问可否考虑拿给中华书局出。
很快收到复信，说稿子是一位在某出版社工作的老学生所约，但一压好几年，很乐意转交中华书局，并表示马上写信给这位老兄，要他与我联系云云。我正等着那位同行的电话呢，不期施老的第二封信来了，说坏了，本来以经济效益不佳为由一拖再拖，没想到一听说中华书局有意接受，对方马上答应付印，因此只能爽约了。1994年，《词籍序跋萃编》由该社出版。
对施老的景仰由何而生呢？话要从更早说起。1980年入读四川大学中文系，在现代文学的课堂上听老师推崇施老新感觉派小说，于是去图书馆遍寻不得，直到假期回家，在父亲书架上一册内部发行的现代文学作品选里，发现了《石秀》和《将军的头》，读完后的感觉是与此前读过的任何作品都不一样，于是开始关注这位文学史上的人物，知道了他同鲁迅因《庄子》《文选》之争而获讥“洋场恶少”，知道了他因写《才与德》而归类另册，知道了他由创作、翻译转而古典诗词和金石碑帖，触处逢春，成绩骄人。
虽然鲁迅从改造国民性出发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直到今天也让我佩服到听不得人说迅翁半个不字，却从来没觉得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派小说鼻祖的施蛰存，封建遗少的标签能够贴在他的头上！我对这位与鲁迅一样有着硬骨头精神的世纪老人的敬意与日俱增，只是没想过有机会一瞻真容。
机会不期然而然地来了。1992年上半年，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接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匡老高瞻远瞩，既致力于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统筹规划，又认为要站在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高度，从思想、理论和学术上研究传统文化。他规划创刊了一份名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杂志，钱锺书先生亲自译定英文刊名Chinese Culture: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完美地体现了匡老创办此刊的宗旨。古籍小组以中华书局为办事机构，我由文学编辑室抽调至古籍小组办公室，与从《书品》杂志调来的张世林兄一道专司编职。
我们外出组稿的第一站就到了上海，王元化、黄裳和施蛰存是必访人物。当年的王元化先生风神潇洒、咳吐如珠，但谈的什么已经淡忘了，倒是黄裳先生几近一言不发的威仪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尤其是有着转角楼梯和软木地板的来燕榭，使我第一次领略了旧日十里洋场的繁华气息。
印象最深的自然是施老。甫一登上愚园路1018号北山楼逼仄的楼梯，昏暗的光线使人的眼睛一时难以适应。拐了弯抹了角进到屋里，房间虽不算小，光线依然暗淡，屋里几无长物，当中一张小桌子，墙角一张床，靠窗一张书桌，再就是一位出现在面前的文学史上的人物。恍忽间时空都有些倒错似的，我脱口而出一句，“施先生，看见您很高兴啊！”施老的回答记忆犹新：“看见我有什么高兴的？一个快死的老头子。”落座以后我又说，“施老，我父亲向您问好。”“你父亲是谁？”“刘元树。”他应声答道：“刘元树，他不是到安徽去了吗？”
这不禁让我兀自一惊。我父亲刘元树1954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可能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风向吧，他一毕业就希望离开四川，越远越好。离四川最远的地方是哪儿呢，上海，于是就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并被安排给徐中玉先生作助教。到五七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前辈许杰教授被打入另册，父亲和许多人一样想不通，遂提出辞去担任的教研室团支部书记。加之他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引起风波，被记了个留团察看的处分，转年就离开了上海。
距父亲离开华东师大三十多年过去了，相信这么多年间父亲与施老没有交往，也不会有人在施老面前提起父亲，甚至由于年龄悬殊，专业不同，他们当年的联系就不会密切，可年近九旬的老人想都不用想，不仅记得我父亲的名字，还能脱口说出他的去向，这是什么样的脑子啊，不要说四窗洞开，就是八面出锋，也不会让人奇怪！
父亲对几十年前施老的印象也很有意思，他对我回忆，施老应该是晚睡晚起，因为他的课总是排在上午十点。他的收入应该不低，因为教室后面有一个小卖部，上课前他总要在店里买好面包吃。我在徐俊兄编的《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选》中第一次看到施老的书法，那神采焕明的小行书今天任哪一个书法家也比不上。父亲却说早知道他的字好，当年系办秘书发通知到各教研室，施老是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他总在回执上签一个“知”字，那一个字就让人过目不忘。
施老不无得意地对我们说，说来也怪，这段时间不断有人登门拜访，弄得自己好像出土文物一样，甚至美国大学的博士生还有拿他做博士论文题目的，真是莫名其妙。话如此说，心里的高兴掩饰不住。又说到自己的住房，说前段时间有北京来的老朋友来看他，他说看不看不重要，把占我的房子还我才是正事。我才知道他《纪念傅雷》里的话，“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原来是他的夫子自道。
我曾感叹沈从文先生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对付恶劣的环境，不让写小说就去搞研究，一流的小说家涅槃了，浴火重生出一位一流学者。但后来看到别人的回忆，沈从文白天登午门给来往的游人讲解文物，晚上回到家中，搂着偷偷来访的年轻人的肩膀痛哭，心不禁为之痛。施老呢，有人说他的长寿之道是蛰伏之道，也就是逆来顺受之道，我的理解则异于是，1957年打成另册，他却从此开始了一发不可收的金石碑帖的搜寻与鉴赏，窗外寒风凛冽的北山楼里春和景明，得要更强大的内心才能做到，这又是对那个荒诞时代多大的讽刺！
顺便说一句，施老去世后所藏碑帖流出，拍卖行的朋友告诉我，凡钤有“北山楼”、“施舍金石”印的，价高同类数倍。
说实话，我自问算不得追星族，但对施老道德、文章和才性的景仰发自于心，于是从寒斋插架上找出薄薄的一册《金石丛话》随身带上，寻思着视便否请其签名。自来我认为好书当备的条件之一是篇幅小，不仅因为容易读完，便于产生成就感，而且我总觉得一个问题哪有那么多的话说呢！蒙施老欣然俯允，坐回临窗书桌前拉开抽屉找钢笔，我一眼瞅见抽屉里摊着一本《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以为我也喜爱金石，施老找到同好似的高兴，说今后相关的著作要陆续出版，就委托你作北京的代理啦！可惜不久施老身体转弱，此事未得进展，至今引以为憾。同事王中忱教授见告，他曾去中国现代文学馆读施老捐赠的日记，其中有某月某日刘石来信谈某事云云，一种黄四娘托体于老杜诗而传名的荣耀感油然而生。
施老是一个为兴趣而读书的人，他的著述所涉既广，要皆出自心得，可称无新意不文章。篇幅已经够长了，我这里忍不住仍要举《唐诗百话》里的一个例子谈谈自己的感想。“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都知道王勃的这首名诗《杜少府之任蜀州》，所见各本注释无不将首句“城阙辅三秦”中的“城阙”释作长安，独有施老认为，说京城辅佐京畿是讲不通的，如常人那样将“辅”字释为意动，所谓长安以三秦之地为辅佐，通是通了，但与诗题既无关涉，又破坏了全诗四联皆绾合彼我双方、既显亲切又起安慰作用的整体构思。只有跳出“城阙”必指京城的思路，将之释为代指蜀州，“三秦”才是以京畿代指京城长安，这个漏洞才能得到完全的弥缝。剩下城阙何以能指蜀州、蜀州为何能称京城辅佐的问题，施老又作了虽简明却有力的阐释。这一解读使这首名篇被遮蔽的艺术结构重现天日，体现了施老文史兼通的学术素养和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敏悟。可惜如同我在文学史课堂上对学生常感叹的那样，这么多年过去了，新增的唐诗选本和文学史教材更仆难数，却无不一仍旧说，似乎浑然不知有施老这篇文章在前，学术进步的障碍实在太多了。
近三十年前的往事模模糊糊的就是这些了。还记得的就是施老家紧挨着繁华的大街，辞别老人，走出那道逼仄的楼梯回到尘世，扑面而来的是闪烁着霓虹灯的酒楼和穿梭而过的行人，就像刚进楼里眼睛不能适应一样，心理开始感到不适应了。
世无北山楼久矣，唯有北山翁，长存心中。
作者：刘石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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