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无法厘清的问题或许能够得到合理解释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出土于井窖中，不仅在数量上远超以往全国出土东汉简牍的总和，还填补了这个时期简牍乃至传世古籍所没有的内容。（中西书局供图）
简牍是出土文献中内容最为繁杂、难懂的部分，备受学界关注。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的简牍文献已经不起“亲近”。出版，成为人们“亲密接触”这些遗珍最可行的路径。
记者昨天获悉，今年年内，将有《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悬泉汉简（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叁）（肆）》等一大批重量级的简牍文献在沪出版。它们的面世，将有助于学界解开诸多历史谜团。甚至，司马迁在《史记》中无法厘清的一些问题，也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最早版本的《诗经》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提供全新学术信息
作为中国先秦珍稀文献之一，战国竹简有“国之瑰宝”之称。中西书局今年承接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安大简”），是继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之后，先秦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这批竹简于2015年初入藏安徽大学，经清洗整理，共有1167个编号。竹简总体状况良好，以完简为主。长简编绳三道，短简两道，编绳为丝麻类材料，有的染成红色。简背信息比较丰富，有的留有划痕或墨痕，有的还有编号或一些其他文字。竹简出于不同抄手，字迹比较清晰。通过碳14检测认定，竹简年代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间，属战国早中期。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具体包括《诗经》、孔子语录和儒家著作、楚史、楚辞以及相术等方面的作品。
安徽大学教授黄德宽带领团队在整理研究中发现，这批竹简中记载《诗经》内容的有100多支，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文本。其中，与现在流传于世的“毛诗”（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构成现存《诗经》面貌）在排序、章次上有诸多不尽相同之处，异文大量存在。相关专家认为，“安大简”提供的大量新的学术信息，将会对《诗经》研究带来重大影响。
经初步判读，“安大简”中记载楚史内容的有440多枚，不仅数量较大，而且简文内容丰富、系统，有些可与传世文献互证，有些可补历史记载的缺失。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一些无法厘清的楚国早期历史和近年来让专家困惑难解的新出材料，根据“安大简”的记载或可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楚的原始祖先是“五帝”之一颛顼的儿子老童。《山海经》中说“颛顼生老童”，这老童为什么取名叫老童？没有人知道。但“安大简”不仅记录了“颛顼生老童”，而且还描写说这个老童生下来是满头白发，像个小老头儿。颛顼卜知这个满头白发的婴儿将会子孙蕃衍兴旺，于是喜出望外，就给他起名叫老童。
这些文献多数沉埋已久，未能流传于世，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
浓厚生活气息的简牍内容，丰富了人们对秦代社会文化的认知
秦代厉行法制，崇尚事功，以吏为师，因此以往出土的秦简牍大多以律令、行政文书和《日书》《算数书》等实用工具书为主。北京大学2010年初从海外获得的一批秦简却有所不同，里面有文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的记录，其多彩的内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在“严刑峻法”之外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秦代社会文化的认知。
据了解，《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今年年内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批简牍包括竹简762枚、木简21枚、木牍6枚、竹牍4枚、木觚一枚，年代大约在秦始皇时期，内容包括《从政之经》《贤者》《教女》《道里书》等，涉及秦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文学、数学、医学、历法、方术、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内涵之丰富在出土秦简中实属罕见。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今年年内将出版。这批简牍内容包括《从政之经》《贤者》《教女》《道里书》等，涉及秦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文学、数学、医学、历法、方术、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内涵之丰富在出土秦简中实属罕见，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秦代社会文化的认知。（上海古籍出版社供图）
这批简牍的出土地点不详。课题小组朱凤瀚教授等在整理和研究中发现，简牍中有一篇记载当时水陆交通路线和里程的文献，多次出现“安陆”“江陵”等位于湖北境内的地名，由此推测这批简牍可能出自湖北孝感或荆州地区。
竹简中有一卷的内容以一名叫“牵”的女子口吻，表达对从军出征的爱人“公子”爱恨交织的感情纠葛。其形式为散文，没有明显韵脚，文笔优美，且征引了一些已亡佚的诗句，应属文学作品。
还有一种诗赋体韵文，书写在几枚木牍上，语言十分生动风趣，如“饮不醉非江汉也，醉不归夜未半也”，应该是秦人饮酒时吟唱劝酒的歌谣。《汉书·艺文志》著录有《秦时杂赋》九篇，但九篇文献已亡佚，前述歌谣歌词可能属于秦杂赋。另有一枚枣核状六面木骰，每面书写两字，可辨识者有‘饮左’、‘饮右’、‘不饮’、‘千秋’等，应是饮酒行令时使用的骰子，这样的骰子在过去的出土文物中尚未发现。秦代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极为有限，北大秦简中的文学类文献为研究秦代文学和民间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简牍中有一段文字以“善女子之方”和“不善女子之方”开头，列举女子的种种优良和不良行为，认为“夫与妻，如表与里，如阴与阳”，女子在夫家要“有正”。这是迄今发现我国古代最早专论女教的文章，比东汉班昭的《女诫》要早近300年。
另外还有一篇《制衣》，详细介绍了各种服装的形制、尺寸和剪裁、制作方法，种类包括大襦、小襦、大衣、中衣、小衣、袴等。有关上古服饰的文献资料十分缺乏，以往的研究多依赖考古发现的丝织品、服饰和图像资料。这一发现对古代服饰史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
作者：本报记者李婷
编辑：孙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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