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物兄》：生活实在感被知性和学识削减了
作家用精彩好看的聪明、知性和学识，反而削减了生活“实在感”。这才是危险的诱惑。尽管，作家每每反驳自己与应物兄的关联，然而你却不能否认，应物兄的一些“自白”，指涉的恰好是作家的写作问题。
李洱对评论者将《应物兄》与《儒林外史》《围城》《斯通纳》，以及埃科、戴维·洛奇等人的小说联系起来，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应物兄》的对象世界远远超越了知识分子这一特定群体，他的叙述模式又追求极致的“信息爆炸”、谱系绵延和知识丛林。这也是李洱的自傲处，试图以知识话语和信息世界，构建小说叙述的新模式。他雄心勃勃，要呈现一个时代意义上的“现象界”。
李洱选择了最具难度的人称叙事，在叙事里用第三人称推进，在涉及私密心理时，又换成限知性第一人称以表达自我的迷惑
这部创作跨度长达13年的小说，以虚构的“济州大学”成立儒学研究院，校长葛道宏任命应物兄负责建院，邀请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归国为主线。就在建院挖人的过程里，拉扯出几代知识分子“代际史”。
应物兄是最佳人选，兼具文化名人，学术骨干和最优的社会资源。主播朗月带给应物兄的礼物——“海泡石烟斗”，具有这种特性“遇水则变软，风干则硬”。这也正暗合“应物”的真正人格特质，随物赋形，虚而待物。你也能窥见，把应物兄视为主人公是一种误解，他不过像一种观念的“人格化”。那种将其视为局外人的看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他有介入、穿引、映带，他其实是“关键变量”，就像一个“系数”，对情节和其他人物施加着影响。我更愿将其视为一种“容器式人物设置”。他本身是可以盛纳人物和事件的载体，是一种介质，可以让纷繁复杂的人事世相都在他那儿“透射”。
这也会让他陷入怀疑主义，搞不清内在自我、外部自我，以及叙事者口中“我们的应物兄”之间的界限。“应物兄们”始终在讨论，在对话商量。这是小说在生存意识上的可贵反思——所有人物都是“复数化生存”，那种单一的、总体性自我，始终是个虚构。从而，李洱选择了最具难度的人称叙事，这种复杂性也是他自得的地方。自从应物兄听从岳父乔木先生的告诫，管住嘴巴，有了“沉默的舌头”后，他就开始分化“主客两个声音”。换言之，他同时在对他人与自我进行“应答”。一方面，他把想说的话都变成了“腹语”，另一面，他对别人的回应又截然相反。在叙事里用第三人称推进，在涉及私密心理时，又换成限知性第一人称，以表达自我的迷惑。这些复杂的人称“偷渡”，其实丝毫没打乱阅读，反倒是大谈叙事学的评论把小说搞得艰深玄虚。
作家把小说变成某种意义上的“表演艺术”，好像这些人物不把那些才学、聪明抖完，就翻不了篇儿似的。为了把知识点摆弄出来，不惜特意设置语境和对话，带引出来。有些段落对话，看上去甚至像引文式的讨论考据。这就像话剧演员演起电视剧，总带一些舞台感、话剧腔一样。从本质上看，这是作家设计感、表演欲太强所致，甚至，它会导致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失实”。即使是知识分子，学院教授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如此充斥典章摘句式的交流对话。“学术的日常化”，只是学术无所不在的幻觉而已。
李洱用精彩好看的聪明、知性和学识，反而削减了生活 “实在感”。这才是危险的诱惑。尽管，作家每每反驳自己与应物兄的关联，然而你却不能否认，应物兄的一些 “自白”，指涉的恰好是李洱的写作问题——“通常情况下，他要引用很多注疏，类似于‘汉儒释经’。一个词甚至可以讲解几个课时，整理出来就是一本书。他这样做，有时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大部分学生都有智力主义的倾向，必须让他们感到那玩意很复杂、很难，他们才会服你，你才能把他们镇住”。这种描述，如果放在这本小说上面，是不是也同样贴切适用？李洱其实就是这么干的，先把读者镇住、绕住再说。
《应物兄》是好看的作品，但那种不冷不热的“反抒情”，不深不浅的揶揄，让李洱既非简单写实，也不想刻意批判
复杂，杂烩，百科全书式，这些标签从正面说来，是评论家们所谓的“众声喧哗”，多重对话的“高级”。但从反面说呢？它也是过于放纵的“不能节制”。李洱用大水漫灌式的知识潮涌，填充故事细节，生活日常，以及人物对话交锋。客观来说，这些知识的延展是颇为风趣，相当“好看”的。知识庞杂密集，并没有影响阅读的畅达，好像植物根系、毛细血管在自然扩张。你从哪个细节都可以侵入故事，整个“故事线路”倒不那么重要了。换言之，李洱的知识型叙述，并没有构成实际的理解障碍，因为他有处理的特色。
在我看来，特色就是一种“知识意识流”的写法——不同种类知识的自由联想，可以实现无边无际，永远延伸的构建意义。这也是小说能有如此体量的原因，当然，它也有副作用。臃肿增殖的闲笔，平均主义的节奏，散点式的去中心化，削弱了叙事的强度烈度。我们也要反问，用大量知识、信息来弥补填充细节，是否也是一种狡黠的讨巧，这就像用挺厚的粉底把脸上的缝隙全都腻平了。而小说精妙部分，反而是“去知识化”的。应物兄和主播朗月的偷情，就尤为精彩，有些双关和隐喻很是“高级”。李洱写出了生理性的直觉对精神的影响，那种负罪堕落和不洁感，是陷落的开端。
李洱有把小说建立在解释学之上的浓厚兴趣。他借助写作，理解一个时代的特质和现象。小说里，再也不会存在“内循环”式的封闭学界，济州大学成了各路人物汇聚影响的浓缩板块。这其实又回到《金瓶梅》式的叙事传统，以较小的叙事焦点散射整个社会各阶层的网状脉络。应物兄式的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待人接物”，百变百搭的游走。
书中多见人物抖机灵和诡辩的结合。比如大段讨论狗和犬之分，美女与美人之别。这到底是智慧还是迂，幽默还是油滑，其实全在于“度”的分寸，量的占比。可惜，作家只管一股脑儿端出来，迷恋、无限放大这种聪明，甚至还以《说文》、平仄分析。这就像孔乙己知道“茴”字几个写法一样。
李洱的态度其实是暧昧，隐而不发的，有时你辨不清他对这些人物到底是认同还是嘲讽，也许还可能“虽有嘲讽却深深认同”。小说的趣味，也暴露了李洱的意识倾向，希望同时迎合大众市场和精英文化，结果出现了大量的“知识段子”。这种游戏化的倾向，空虚的内核愈加显著。作家一面用暴露式的表现主义，拒绝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老实、正襟危坐的批判。同时，他又有给时代造像记录的宏大情结，但实现手段却常常是消解性的。《应物兄》是好看的作品，但那种不冷不热的“反抒情”，不深不浅的揶揄，让李洱既非简单写实，也不想刻意批判。他在用自己的琐碎，模拟生活的琐屑，盛纳当代的经验。
作者：俞耕耘，书评人
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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