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她为吴光伟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专门请吴光伟作访谈。多年后,她记忆中的吴光伟形象依然光彩鲜亮。
▲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
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鬈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使人男女莫辨。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
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史沫特莱(右二)和吴光伟(左一)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吴光伟进入延安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比较激进,有爱国热忱,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
据她在延安接受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采访时介绍,她1911年出生于河南,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在北京担任盐务局局长,是个诚恳、勤奋、安分守己的人,维持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她出生的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京的教会学校,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举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她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
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学习很用功,课余时间喜欢打排球和篮球。后来,吴光伟考取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吴光伟恋爱的对象是张砚田,当时在北平大学读书。他们在1934年3月1日结婚,当时吴光伟23岁。同年8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了日本,三个月后回国,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1935年10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
▲1935年吴光伟(二排右三)在南京戏剧学校
曾经在北平师大和南京戏剧学校与吴光伟两度同学的叶仲寅(叶子)回忆,自己在北平师大学的是国文系,吴光伟学的是外文系。1936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即《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南京戏剧学校首届学员只有60人,其中男生36人,女生24人。吴光伟属于年龄偏大的。但是吴光伟说一口纯正的北方话,衣着时髦,端庄大方,出出进进,匆匆忙忙,不怎么和人说话。
吴光伟解释自己离开南京的原因是,“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实在有限……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离开南京后,吴光伟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6年夏,她到西安,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参加了民族救亡运动。对她来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她说:“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西安事变促使吴光伟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6年西安事变时,吴光伟(左四)与“一二· 一二”剧团同事在西安合影
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当时认为这段婚姻仅仅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
离开延安后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干训四团”“战干四团”)工作,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1938年3月至7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共同作出发前训练准备的昔日战友,吴光伟带着无限惊喜和眷顾的心情,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子。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据朱家训回忆,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经请示有关方面同意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
这时,她住单身房间,抽烟……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便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1938年1月正式开办,在武汉、太原(实际没有办成)、重庆、西安共设四个团,蒋介石亲自出任团长,训练宗旨是“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西安的干训四团拦截了很多奔赴延安或离开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感化和军事训练。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国”营,心仍然惦记着共产党,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
后来大约在1939年4月朱家训再次来到西安,因手头拮据,他找到吴光伟告急。吴光伟给他40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
作者:朱鸿召
编辑: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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