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巴黎圣母院也曾惨遭浩劫，看看那一次的她，如何劫后重生？

巴黎本地时间15日下午近6时左右，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失火区域集中在教堂中后庭正在施工修复的部分。起火后大约1个半小时，巴黎圣母院中后庭的尖顶在大火中倒塌。大火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巴黎圣母院珍贵的文物、彩色玻璃窗与艺术品在大火中损失惨重。

不过万幸的是，由于修缮需要，圣母院尖顶上的16座雕像（12位耶稣圣徒、4位福音传道者）已于本月12日从尖顶拆除落地，从而幸免遇难。这批高达3米的雕像是自1861年安装上尖顶以来第一次拆除落地，原计划9月份安排在教堂内展出，现在虽然由于火灾缘故势必延期，但观众仍然得以见到这批雕像的原貌。

事实上，200年前，巴黎圣母院也曾惨遭浩劫。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教堂的大部分财宝都被破坏或者掠夺，处处可见被移位的雕刻品和砍了头的塑像，唯一的大钟幸免没有被熔毁，此时圣母院已是千疮百孔了。之后教堂改为理性圣殿，后来又变成藏酒仓库，直到1804年拿破仑执政时，才将其还为宗教之用。

修复计划于1844年开始，由历史学家兼建筑师奥莱·勒·杜克（Eugene Viollet-le-Duc）主持，重现了圣母院久违的光彩。在1845年，拉素斯（Jean- Baptiste-Antoine Lassus，1807-1857）和维优雷·勒·杜克（Viollet-le-Duc）负责全面整修教堂，工程持续了23年，修缮了尖顶和圣器堂，因此这才有了日后成为经典的巴黎圣母院。

此前，法国文化与交流部文物建筑总监、法国夏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负责人本杰明·穆栋曾经撰文介绍过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

1843年，巴黎圣母院修复工程启动之初，拉絮、勒杜克为何能赢得合同？拉絮是第一位用考古学方法修复中世纪建筑的建筑师，卢浮宫、圣礼拜教堂的修缮都有他的贡献，勒·杜克就更加了得：他的绘画能力和分析能力为人津津乐道，1840年还因为维兹莱巴西利卡的杰出工作受到文物委员会嘉奖；他修复了卡卡松尼城墙、皮尔方得城堡，编纂的《建筑词典》至今仍为本行业的必备书籍；法国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里面的铸铁框架就是他设计的。他是一位创意十足的建筑师。

1844年4月20日，修复工作开始。他们对立面、窗和飞扶壁的修复使用了大量的替换石材，使用了超过20种的石头。勒·杜克还修复了西立面中间石头门、哥特雕像、小尖塔，修复了主屋面、脊饰和尖塔及南北钟塔中25米高的钟架；教堂内部，他重建了十字翼的部分柱间墙体，恢复到了12世纪立面的状态，他这一做法让典型的12世纪的建筑作品流传下来；他成功修复了彩色玻璃窗，修复了墙上的彩绘，还修复了建于1403年的管风琴和1730年的琴壳。

尤值一提的是尖塔的修复。尖塔在1787年损毁，勒·杜克首先研究了13世纪的残迹，推导出尖塔的原初形态；然后，他找到了损毁的原因，并提出了结构增强的方案；最后，为了和教堂整体具有正确的比例关系，他提出应该将尖塔高度提升13米。现在你去圣母院，第一眼就被美妙的尖塔吸引住，太美了。但美妙背后是严谨，勒·杜克娴熟地运用历史分析、结构分析、建筑分析的方法，让修复变得非常美妙。

勒·杜克用时两年、一丝不苟的修缮工作很好地诠释并极大丰富了风格化修复的内涵。他在《巴黎圣母院报告》中写道：“修复的目的是让建筑重现已经被剥夺的丰富和光彩。在修复中，艺术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将自己完全抹去，忘记自己的品位，自己的直觉，来研究自己的修复对象。”他的工作被当时法国主管文物的部长马丹·杜·诺尔称之为“适度而自然的修复效果”。这种做法迅速风靡欧洲。20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马塞尔·奥贝尔说：“我们今天仍必须对巴黎圣母院修复工程中所呈现的智慧和驾驭力致敬。”

进入新世纪，巴黎圣母院也进入了遗产传承人的时代、责任的时代(注：穆栋长期负责此项目)。虽然我们有先进的科学手段，可以让三维激光扫描精确到毫米级，可以用点云数据、大数据绘制平面、剖面，做出大样等。但大量的数据采集、汇总后，我们的研究结论发现，当年勒·杜克的修复智慧和严谨态度令今天的我们依然敬佩不已。

今天，我们可以集结结构、材料、气候等专家，利用先进的实验设备进行石头、木头病害、破损的机理分析，我们可以用传统的技术工具修复石材、木材、灰浆和彩色玻璃窗，也可采用包括三D打印在内的现代技术补墙。但，对圣母院的敬畏之心不可无，严谨的态度更是古今一致，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我们相继修复了包括西部大门和雕像、钟塔及西立面修复等宏大工程。为了教堂的850周年庆典，我们在2012年底重建9个大钟并安放到位。

我常想，如果勒·杜克活到今天，他会怎样对待巴黎圣母院这件伟大的艺术品？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范昕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