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吹捧和咒骂都有免疫力——听邓友梅谈创作

陈喜儒

一

邓友梅未搬家时，与我住同一栋楼的同一层，串门唠嗑，捎书带信，抬脚就到，推门就进，是名副其实的近邻。

大概是1999年1月吧，老邓到我家，问我富贵竹多少天换一次水，液体肥料怎样用？那几天，我正应约写一篇文章，但一直写不好，换了几个开头，改了好几遍，还是不顺溜，只好放下，搁搁再说。我对老邓说，写东西算起来也有二十多年了吧，书也出了几本，但还是没有找到自己，很是苦恼。最近，我翻出一堆书，有你的《闲居琐记》、《无事忙侃山》、《烟壶》、《京城内外》，还有汪曾祺、孙犁、陈建功、贾平凹的东西，细嚼慢咽，咂摸滋味，想学点本事，有点长进。

老邓说：“汪曾祺的东西很讲究，但不留痕迹，表面上给人以轻松随意的感觉，其实他在肚子里翻来覆去不知过了多少遍，每个字都经过推敲琢磨，才落笔成文。林斤澜的文章，也有特色，甚至可以说是苦心孤诣，但他在那儿琢磨来琢磨去，煞费苦心，改到最后，反倒有点涩，读起来不那么顺溜了。建功的语言独特，有一股‘嘎’气。贾平凹的东西，也有嚼头。写作没有什么绝招，还是老话，多读多写，功夫怕有心人。找你喜欢的古文，或与你风格相近的文章，多看几遍，多背一些，肚子里有了东西，下笔时就会自然流露岀来。我背过《楚辞》、《聊斋》、《红楼梦》中的一些章节，学习人家叙事状物的简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老舍先生领导下工作。我们的习作，他不仅亲自过目，而且点评，对我们帮助很大。有一次，我写了篇凉山彝族的故事，里边有段描写：山谷中的雾气，夜间落在草叶上变成露珠，太阳升起后又化作白云，飘到山顶，浮在空中……写完后自己还很得意，交给编辑部后，老舍先生批了几个字拿回给我，上边说：云是云，雾是雾，你别瞎搅和。有一回我问老舍先生，您写的文章怎么看怎么顺，我写的文章总是疙疙瘩瘩？我应该怎样改进呢？老舍先生说，文章写好后，关上门自己先大声念两遍。你念着顺口，不打奔儿，别人看着也就顺溜，要是自己念着都跟绕口令似的不顺嘴，结巴别扭，人家看着也决不顺眼。这点教导，我受用一辈子，至今写完文章，仍关上门大声念两遍，碰到绕嘴的地方，坚决改正。一个作家，不注意语言修炼，话都说不顺溜，怎么能写好？”

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教你一招，用大话说小事儿，用小话说大事，效果奇佳。我说，姜白石也说过类似的话：“人所常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二

一次闲聊时，我说，你的文章很少用成语、形容词，文字干净利落，连一些枯燥的应景文章，也写得不落俗套，有滋有味，这本事是怎样修炼的？老邓说：“我受汪曾祺影响很大，他说写文章要干净利索，一个句子，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多用。我写完文章，花很长时间，很大精力，一字、一句、一段地琢磨，一个字能说清的，绝对不用两个字，这样写长了，养成了习惯，下笔时自然就干净了。文章写完后必须反复加工，认真修改，下苦功夫。别人说过的话，最好不说，非说不可就改个说法。光熟悉生活还不行，还要有表现生活的特色语言。中短篇小说的文字很讲究，哪怕只有一句废话，一眼就能看出来。汪曾祺说，笔墨简洁干净了还不行，还得艺术生动。他的散文，都是大白话，但那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大白话，就像掐头去尾的二锅头一样，看着跟白开水差不多，其实是酒，醉人。我的文章很少用形容词。我觉得形容词比较抽象，用多了，反而絮叨。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导师是张天翼。他教导我说，少用形容词，多写形象。比如你想说一个女人很漂亮，你不说漂亮这两个字，你只写她的形象，让人读后感觉她真是漂亮才行。你想骂一个人,但不骂他，写出来让人一看就觉得这家伙真不是人。这才是真本事。我喜欢直来直去，单刀直入，这样文章才能干净利索，嘎巴溜丢脆。我认识一位作者C君，写了一辈子，一直没长进，还是中学生的语言，教科书上那一套。还有位L君比他好些，但成语形容词罗列太多，读起来啰唆絮叨，很不舒服。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文字都要讲究。以前听萧军说写小说是年轻人的事儿，我还不信，但现在我信了。小说需要想象力，琢磨结构、情节、人物性格，我现在写起来就感到吃力。到了一定年龄，精力不济，写些散文比较顺手。现在有所感触，就写散文。散文没故事情节，靠什么抓人？只有语言。而语言要炼到火候，没有几十年工夫是不行的。”

三

2004年5月22日，与老邓去参加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六十二周年大会。首都文艺界来了百余人，最后，主持人请邓友梅讲话。老邓说：“讲话是1942年5月发表的，传到新四军要晚些，大概是1943年吧。当时我在新四军文工团，十几岁，跟着打杂。文工团里有许多从上海来的大艺术家，著名演员。我们把一个教堂改了改，在里面演戏。演了个《雷雨》，战士们看了，没有什么反应。有的战士说，是那个小娘们把这个家给搅散了。排演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时，台上演得很卖力，很起劲儿，台下一点动静也没有。团长觉得奇怪，说小邓，你下台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下去问，你们怎么不鼓掌？战士说，不知哪个是德国人，哪个是俄国人，怕鼓错了（笑）。

“后来军长陈毅说，你们应该下到部队,了解一下战士，搞清楚为谁演戏，怎样为他们演戏。我们下到部队，打仗时，为战士写名签番号，抬伤员，与战士们生活在一起。这时候，我们本身就是战士，知道战士们在想什么，想看什么。

“当时我们还搞战地宣传、鼓动。队伍过来了，大演员还没想好表演什么，队伍就过去了。团长很着急，说这样不行。我说我来试试。炊事班过来了，我就说：炊事班，真能干，又炒菜来又做饭。打起仗来向前冲，杀敌缴枪立新功。团长觉得奇怪，你怎么会这个？我说，演戏时，我提词，时间长了，就记住了一些。记者听到了，觉得不错，说你写下来可以发表。我说，有些字我不会写。记者说，我帮你改。后来稿子上了报。那时候，没有稿费，给了我两个柿子一斤花生。记者说，是我帮你改的，有我一份儿，结果他吃的比我还多（笑）。那时候写作，不为名，不为利，完全是为了工作。所以，直到今日，我仍然坚信，写作，最起码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

全场热烈鼓掌。

中午在作协食堂吃饭，老邓喝了杯啤酒，有点兴奋，对同桌的原《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说，《那五》本来是给你们《人民文学》的，结果你们不要，给我退了回来，我只好给别的刊物，发表后，反应还不错。崔道怡长叹一声道：这种事某某某可没少干！

四

老邓在作协主管外事，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一次，我应约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为了避免攀附吹捧之嫌，我故意东拉西扯，嬉皮笑脸，外加一点讽刺挖苦，但也说了一些别人没说过的话。写完后送给他看，他皱着眉头说，“你就拿糟践我赚钱吧”，算是通过。

他很忙，有还不完的文债，开不完的会，但我请他帮我看稿子，改文章，出主意，他从不推辞敷衍。

我的第四本散文集《关东杂煮》出版时，请他为我写序，他写了《好味道的“杂煮”》，不仅讲了文章的长短得失，还为我说了公道话，摘掉了我头上的那顶“不务正业”的帽子：“译别人的作品，又激发起他自己的写作欲望，他就试着写起小说、散文来。有翻译文学的底子，驾驭文字就较顺手，他一篇篇地写，就一篇篇地发了出来。……喜儒这本‘杂煮’，写的就是他与外国友人交往中的亲历、亲闻、亲见。拿起这本书如同走出国界，既体会到洋朋友的真挚友情，也从中看到了外国的民俗民风、民族特色，大大增加了读者对外国的了解。看完这锅‘杂煮’，我就感到喜儒的写作是对本职工作的补充，可视作他本职工作的一部分。”我为能遇上一位开明领导而感到庆幸，同时也暗下决心，要用创造性的出色工作，报答知遇之恩。

老邓极聪明，而且清醒，心里有数，对吹捧和咒骂，都有相当的免疫力。倘若当年他满足于《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原地踏步，继续写战争，没有后来的京味小说系列，他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光彩夺目。从革命战争题材，一下子跳到满清遗老们的悲欢离合，这一步，何其遥远，何其艰难！但他走了，而且获得了成功。他在《我的写作生活》中说：“中国人爱随大溜，而文学就决不能随大溜。王蒙写意识流被注意，我就决不能跟着写。就算跟着写有点模样了，人家说‘邓友梅不错，写得有点像王蒙了。’我40多岁的人弄个像王蒙有什么劲？刘绍棠写运河，我也不能跟着写运河。我必须找一找哪些东西是他们没有而我有的。…我发现掌握北京语言，了解旗人生活状态，和他们比是我的特长。我就试着用北京市民的心语言态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试着写了个《话说陶然亭》，发现反应甚佳。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

他说：“我读书时，以己之短比人之长，知道了自己的先天不足，避免走弯路。写作时，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专找自己顺手别人不太掌握的路子写。虽然这朵花远没有人家的好看味香，可也算品种独特。虽然不出色，却也不与人重复，这样在百花坛中才有存在的价值。”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