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中村：资金缺口是整改瓶颈

对暗藏诸多安全隐患的“城中村”，“拔点”是比较彻底的做法，但成本很高，推进不易。那么，在无法迅速全部“拔点”的过渡时期，“城中村”的环境应该如何治理？又该如何守住底线，给居住其中的人以基本的尊严和安全感？

20多个垃圾桶，曾一夜间消失

位于浦东新区东部的合庆镇勤奋村，刮什么风会来什么味道，村民都一清二楚，臭的是养猪场味道，酸的是化工厂味道……由于大量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一些河道已变成鲜绿色，污泥见底。河边、林间和居民区中，小作坊小工厂毫无秩序地出现在各个角落。

这里的村民盼整治已盼了许多年，由于许多问题积重难返，整治正在极为艰难地推进。

位于宝山区大场镇的红光制革厂，占地约84亩，已不再进行生产，厂区被分割出租，目前有签约租赁户40余家。同时，厂区内还存在群租楼、食品加工点等，形成典型的“厂中村”。

说起被市民投诉的“环境问题”，红光制革厂工会主席周维宾倒起苦水：“我们曾经在厂区内放置了20多个垃圾桶，竟然一夜之间消失了！全部被人偷走。”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类似这样的“城中村”、“厂中村”，由于牵扯的利益面广，相关部门的管理难度较大，很多企业主也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管理责任，加之其中人员流动性大、素质不高，环境水平也就每况愈下。

不仅是卫生问题，一些“城中村”，还是“问题馒头”、“毒罐头”等来源地，却监管困难。某区“城中村”暗藏地下加工点两三千个，但是食药监部门专职人员只有3人，悬殊很大，因此在管理类似问题时，大多聘用编外人员。比如闵行区聘请3000多个编外人员，集中对“城中村”无证经营、地下加工等进行管理，虽形成一定威慑力，仍无法实现根治。“都躲在犄角旮旯的地方，常常晚上生产，防不胜防。”

一位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媳妇曾跟记者抱怨：“钱少，只能在这里租廉价房。可环境真差！我还是想活得有尊严一点，有安全感一点。”

“应付式管理”带来“眼前亏”

2013年底，某“城中村”发生火灾，由于村道路两旁布满了违章搭建，消防车无法开进，延误了灭火时机。这次火灾之后，“吃了亏”的村镇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花力气拆除了村内道路两旁的违章建筑，尽可能留出宽阔的空间。但是，一些还没吃“眼前亏”的村镇，对这样的问题仍置之不理。

一位相关职能部门领导认为，这种“应付式管理”产生的根源，是对“城中村”的认识和态度不到位。不少村镇领导，因认为“城中村”迟早要“拔点”而缺乏管理动力，愿意花力气在发展村镇经济上，却不愿意在“城中村”治理上多耗精力。而无论是人力管理还是环境改造，都是需要资金投入的。

然而，“城中村”却正是火灾、犯罪、食品安全等诸多隐患之所在。单从硬件条件看，“城中村”绝大多数民房建筑质量差、无工程质量监管，防火间距远达不到要求，且村内布局杂乱，充斥流动摊贩和违章搭建的摊点，活动板房材料容易燃烧。台风天里，晾晒竹竿等摇摇欲坠，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很多‘城中村’内，住宅空间狭小，液化气瓶就放在床底下，那里的人时刻与危险相伴。”

因此，相关部门树立底线意识十分重要。宝山区顾村镇顾村工业园区，一片热火朝天搞建设的喧闹之中，有一处曾经嘈杂混乱、如今安宁有序的“城中村”——星星村。记者了解到，星星村已投资100万元，8月底完成消防管道设施的安装。星星村党支部书记秦国忠说，“村里道路狭窄，消防车无法进入。从几百米开外的河道取水，则会延误灭火时机。等设备安装完成后，每50米就有一个消防栓，防患于未然。”

曾经占地11亩的华南集贸市场，是南大村范围内唯一一个集贸市场，本与南大村租约签至2019年。然而，当发现该市场管理混乱，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时，今年上半年，该市场被关停，目前已拆除。面对乱设摊问题，大场镇正在为摊主们寻找一个集中的地方，进行安全规范管理，满足过渡时期群众基本需求。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厂中村’、‘城中村’，不管是短期内不能拆除，还是明天就要拆除，都要守住安全底线，不可任其自生自灭。”宝山区大场镇镇长刘建中说。

加大发现机制，让公众参与

对地方而言，拆除改造，是根治“城中村”的最佳方法。然而，简单的一个“拆”字，背后是巨大的改造成本掣肘。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周建明等曾对沪上“城中村”治理进行专题调研。调查发现，目前已经城市化地区的“城中村”，平均每户农民宅基地动迁成本达三五百万不等。再加上镇域内可供“招拍挂”的土地资源基本使用完毕，镇级财力增长有限，资源严重不足。对不少村镇而言，大量的资金缺口是“城中村”整体改造的主要瓶颈。

一时拆除不了，而治理“城中村”、“厂中村”又遭遇困难重重。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记者最近在红光制革厂看到，如今厂区内道路整齐干净，汽车规矩停放。小广告、生活垃圾悉数不见。红光制革厂厂长金明财表示，已连续很多天都在厂里巡查。就在最近，又关停了两家非法企业。现在厂内有3人专门做保洁，每天要打扫好几趟。一家食品企业主告诉记者：“我们就要搬走啦，新址已找好。”

2013年，闵行区许浦村启动无证经营整治，对部分市场需求大、运营相对规范、安全风险可控的无证商铺颁发“临时证照”，以此将部分“灰色地带”纳入正常监管。该制度实行后，占道经营的现象大大缓解。对于许浦港黑臭污染问题，闵行区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区里的综治办、人口办、规土局、水务局、安监局、城管执法局等职能部门都去过现场，整治方案由多部门配合联动进行。目前准备先拆违再清淤，先解决河道黑臭，然后陆续推出一些长效治理措施。”

奉贤区奉城镇蔡家桥村，村党总支与镇安监大队形成共建共治联动模式，把安监大队人员配置到网格中，充实网格整治力量，并组建了一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实现道路两侧专人管，河道保洁专人抓，屋前宅后专人盯，各司其职、多管齐下、奖罚分明，环境卫生显著改善。

大场镇镇长刘建中认为，对于“厂中村”或“城中村”的环境治理，“加大发现机制，让更多公众参与”也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可通过有奖举报，加大对卫生死角的检查，坚决取缔非法食品加工，增加网格化巡查力度等，让大家互相监督，提高违法成本，逐渐形成倒逼机制。

有专家指出，尽管人的素质提高需要时间，但倘若相关部门都将监管这根“弦”绷紧了，并抓好长效社会治理，守住安全底线和整治环境问题，应该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