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母亲旧诗归还记
杨苡（左）和邵燕祥，摄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
■赵蘅
再过些天，即9月12日，便是诗人、作家、翻译家、本报重要作者杨苡先生九十六岁生日。为此，本报今天特刊发赵蘅的《母亲旧诗归还记》和张昌华的《杨苡先生》，以为祝贺。
——编者
事因起于前年，一次电话里妈说，你能不能和李斧一起去邵燕祥家取回我的诗。我说没问题，但是你自己要先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打一下招呼，我们才好去拿。
此事又说了多次，不是我忙，就是李斧在美国，一拖几年。
2013年妈又提及。终于一天在和谢文秀老师通电话时，妈说了这件事。没想到的是，谢老师很快回话说，邵老师认为当年是妈亲自交给他保管，现在也该亲自来送回，当面移交给她。
不久之后的一天，谢来电话说他们已买好车票，要在8月2号专程来南京。
8月2日早上七点半，我接到谢老师电话，他们已到小区门口，对面是传媒大学。我赶紧说我去接你们。就问妈是哪一个门，还没问清，谢邵已经站到小院铁门外了。
我去开铁门迎进贵客。邵说你也白头发了。只见他俩，邵拖一拉杆小箱，箱色乌秃秃的。谢背着两只不算小的提包，我要帮拿那个显得重一点的，她不让。我说不是七点半动身吗，谢说是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到。我说妈为你们要来打了好多电话，她有压力，过意不去，叫我来帮忙，否则她招架不住。谢说你专门为这事来的？真不好意思。
能与老朋友见面，老太太的精神比前几天好得多。主客都大笑着说话，邵坐到高背椅上，谢老师坐到靠门的沙发上。让妈坐她的藤椅，她不愿，要坐到书桌前另一把高背椅上。谢老师不让开空调，说空调不好，妈说这是二十八度，谢也不让开。我就递给邵老师一把扇子，又打开电风扇，问行吗，他们说行。
谢老师叫我别站着，也坐下。
邵老师戴上了助听器。妈掏出书桌上准备好的礼物，先是邵的信，递给了邵。妈说昨天找到的，小妹看了几遍说太珍贵了。我说在你的书堆里，我太惊讶了，邵老师写了这么多书！妈说这封信夹在最后一本里。邵老师接过来看了，是他写于1989年的信，有种想起来的表情。
我说还有你给我爸的信，是对他的诗的评论，非常好。妈说你那时称他赵公，现在送我书称我是老太，太好了。邵笑了。
接着妈将包好的一个手指大小的礼物递给谢老师，你们是金婚了吧。谢老师说五十四年了，1957年。我问家里一起纪念了吧，谢老师说孩子们给过的，一起吃的饭。谢老师问是娃娃吧，我说娃娃礼物在后面，你先看这个。谢老师打开小包，是一只白瓷铃铛，妈说画有玫瑰花，叫她看铃铛上印有五十年字样。我又掏出俄罗斯娃娃，谢老师说娃娃就不要了，我说给你的女儿吧。
我站起给邵老师另一包材料，一是舅舅自传未出版的章节，被删掉的部分，译者薛鸿时也很想有一天能恢复出版。邵老师说那好。一张画是傅靖生画的《哥俩好》，邵老师没听清，谢老师重复一遍是傅靖生画的。我说画的是连战和胡锦涛，邵老师又说好。第三件是我刚发表的文章，写舅舅骨灰撒在小金丝胡同，种纪念树的那些事。邵老师说不用我的纸口袋，他备有文件袋。
之前谢拿出带来的两包蘑菇，我说蘑菇好，交给妈的生活助理小陈，放到厨房去。
交换礼物后，邵老师这才拿出一塑料包，笑说：“咱们先说正题吧。”他先递上清单，两页纸，妈一份，给我一份。谢老师说这是她打的。清单上写着“杨苡旧诗：所有的目录”。
塑料包里第一包是一本黑色笔记本，邵老师念上面年号，1938年。我说妈是十九岁。邵老师对妈说里面有两张小纸条。他说数了一下，八十首，加上零散的，有一百多首。妈很惊讶。我说真够编一本诗集。
第二包是一本印花的笔记本。
第三包是M的信。邵说这些信很重要。
第四包是M的长诗《父与女》。是巫宁坤推荐的。邵老师说现在看也没什么，可以发表。
妈说起她当时怎么东藏西藏这些信，藏过江瑞熙那，还藏过包忠文家。我忙解释说爸烧照片是出于恐惧。1998年秋天，我在南京，爸妈老为这件事闹别扭，我对爸说，你就写一篇忏悔文章，写自己烧妈的相片本上家族照片如何不应该，免得她老怨恨你。爸说会写的，可他没来得及写就走了。
妈还说起那年杨炽结婚，“大家在吃饭，江瑞熙来了，找我哥，说M猝死，请我哥帮助出版他的东西。我姐也认为应该帮忙。”
说这些话时，邵老师已移交清点完毕，笑着请妈签字，又让我签字，我写了：赵蘅见证。
我告诉他舅舅的诗稿是否捐献给图书馆的事，问他是您让邹霆把诗稿转我保管吧，他点头。他问除了诗还有别的？我说有啊，还有文稿，有《我的“文革”十年》《我的学英文经历》《悼念梁实秋》等。可邹霆突然走了，现在他儿子是继承人，他说留在他那没意义，要移交给我，他的母亲老了身体不好，需要的是经济补贴。
邵老师随即表态，态度坚决：千万别捐给图书馆，到时会像对巴老那样，论斤吆。留在自己家最好。实在留不住到拍卖行拍卖，让他们到拍卖行去花钱买。
聊完正题，我说邵老师的身体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谢老师给他重述一遍。
妈说几年前要写七老八十的人。邵问妈，你周围没有八十以上的朋友了吧。都是小友，他自己笑了。
谈到邵老师的心脏手术，谢老师说她都没去，孩子们没让去，说到时是顾爸还是顾妈呀。我说看过邵老师文章，登在北青报的作家专栏。妈也说看了才知很严重。
我指指靠墙的书柜里一张北京文化人聚会的照片说，看那时你们多年轻。大家站起看照片，邵老师说当时罗孚病了。我问照片里几个年轻人是谁，邵老师说其中一个是罗孚的女婿。
妈又带他们看沙发旁挂的镜框，丁聪为舅舅生日画的画和大家的签名。妈叫两位老师看画上自己的签名。妈说原来是卷轴，后来改成这样，又讲起在小金丝胡同发现它之后的事。
谢老师说他们坐到九点走。我说一起吃饺子吧，他们说不用，原来他们是中午的回城车。谢老师说我们坐地铁，然后在地下活动，吃麦当劳，上车，很快到家了。
妈执意要我送他们到地铁，谢老师非不让，一再说没问题。邵老师对我笑说：“我们二人要单独走走南京西路，不要第三者。”我马上反应说，明白，我不当电灯泡。
送他们走出院门，妈妈非要站在铁门旁看我们走。三人往外走，我老回头不放心妈一人在家。我小声对谢老师说，你们要再来啊，不然我妈会认为这是最后一面。走出十米，邵问我，你多大了，我说六十八了，他们说不像。
走到又一片绿树丛，我止步了，目送他们俩相依的背影向东门隐去。回头看，妈还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