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我 | 高峰枫

回忆是衰老的标志。手中还攥着大把青春的人，根本无暇回忆。十多年前有一阵儿，忽然开始流行回忆八十年代。看到有同龄人动情地缅怀过去，我还觉得非常诧异，觉得是创造力下降的标志。但这一次，是为了纪念《读书》杂志创刊40周年。为自己从小到大都热爱的一本杂志贡献一次回忆，就算衰老一回也值得。

我从中学时开始看《读书》。那时民族文化宫对面有个报刊亭，是我放学的必经之地，《读书》和一大批八十年代畅销的文学期刊一起，摆在显眼的位置。现在已记不得最初从哪里知道这本刊物的，可能从家里。我父亲一直爱说一句流行语：“可以不读书，但不能不读《读书》。”也不知道这个绕口令是哪年问世的。

为回忆准确起见，我以学术的态度，在网上检索了《读书》的目录，想辨认、回想起当年确曾读过的文章。我发现，1984年第9期《读书》极有可能是我最早买的一期，因为前面几期的文章都很眼生，而这一期的好几篇，我都很熟悉，比如，有一篇评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另一篇是《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的书评，其中引用了几句原文：“见师子与金，二相不生，烦恼俱尽。好丑现前，心安如海。”虽然我对佛学一窍不通，但至少还能被表面文字打动。我后来还跑到书店，买了一本法藏的书，当然最后还是没能看完。这一期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蔡翔写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评论张承志刚刚发表的《北方的河》。中学时我喜爱文学，属于文艺少年，像  《当代》《收获》《十月》《花城》《上海文学》《小说月报》这些文学期刊，有几年我差不多每期必读，就像现在追剧一样。张承志这部小说发表在1984年《十月》第一期，我刚好仔细读过，激情还在澎湃着，所以猛一看到别人写的评论，自然就想和自己的体验印证一下。依现在的标准，这篇书评写得相对文艺一些。但当时我在文中读到“巨大的象征物”、“历史的延续性”、“自我否定”这些高级词汇，忽然体会到在文学叙事和描写之外，使用文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路数，那就是用概念和高深的话来谈论文学。原来，写作不完全等同于创作，用分析性语言写出又深刻又酷炫的评论，也是不输于文学创作的。这大约是我对文学批评最初的理解，关键是这个想法对于像我这样缺乏创作才能的人，很是一种安慰。

还是1984年，第12期《读书》发表了季红真一篇书评，评论张承志的小说集《老桥》。现在看来，三个月之内居然连续刊登两篇文章，讨论同一位当代作家，可见《读书》那时对于当代文学热情之高、介入之深。1985年第6期也是如此。同一期内，刊登了两篇当代文学的书评，一篇是季红真评论张贤亮的创作，另一篇是曾镇南写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刘索拉这篇小说，发表在1985年第3期《人民文学》上，我在中学图书馆的阅览室刚刚读过。记得读完之后，当即神情恍惚，怅然若失，好像被人一脚踹进魔界。当然，反应之所以如此强烈，也是因为那时还没有看过西方的黑色幽默。没想到，小说前脚刚看完，《读书》后脚就发了文章予以评论，跟进速度之快让人惊奇。像这部让人眩晕的小说，有人替你解读、替你及时出头，虽不能提供标准答案，但少年人的恍惚和焦灼就会得到某种想象中的解决。现在想来，我之所以对这一类文章印象深刻，就是因为在文学尚能产生社会震动的年代，《读书》的作者及时评论了当时的新锐作家和先锋作品。这样的局面，现在自然看不到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作品，也因为文学已退回到本该属于它的位置。

除了当代文学评论之外，《读书》上的很多文章对我来说肯定有些艰深。但其间还有分别。翻看当年的目录，发现凡是涉及西方文学和思想的文章，我囫囵吞枣，也能看个大概。但一旦与中国文史相关，我就两眼一抹黑。很多前辈名家的名字，现在耳熟能详，但当时我一概不知，文章当然也就看不懂。不过，即使那些我看不懂的文章，或许已经产生了我自己都看不懂的效果。不管怎么说，在我上中学和大学的年代，《读书》是我经常读、经常买的唯一一本思想杂志。

我自己在《读书》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2000年。当时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整日被迫去读很专门、质量参差不齐的研究文献。这虽然是写论文的常态，但时间长了，心中也不免焦躁起来。于是隔一段时间，就放下论文，按照自己的嗜好恣意阅读，恢复恢复元气。毕业论文写的是早期圣经史诗，但写着写着，发现四世纪的文献看得较多，但对于基督教的起源了解甚少。于是搜索了一下，也到常去的书店考察了一番，这才发现美国实在是现代《耶稣传》的生产大户，赶上丰年，一年能出版好几本。作者中既有专业学者，也有记者和畅销书作家。这些新传，观点各异，水平不一。我挑中两本有代表性的新书，准备给《读书》写一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制造论文”的风气，我写文章就是因为想写，就是因为有话想说。而给《读书》投稿，在我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想不到其他杂志，所以对我来说，“发表”就是在《读书》上发表。

2000年暑假，我放假回北京。7月某天，通过好友吕大年的引见，见到了《读书》的资深编辑吴彬。我们三人约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我把文章的打印稿给了吴彬。我和吕大年谈天时，她把稿子读了一遍，当即就告诉我可以刊发。这整个过程发生得太过迅速，我一时都没有醒过味儿来。就这样，我从《读书》的少年读者就晋级为《读书》的作者。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当年第11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文章。我自己虽不至于欣喜若狂，但中学时代的情结依然在，能在《读书》上发表，带给我一种极其深沉的满足感。

我后来才知道吴彬是《读书》1979年创刊之后几位核心编辑之一，可谓元老。她为人率直、爽快，保留了老辈出版家的风骨。从刚刚认识她起，她就坚持不让我叫她“老师”，只叫名字。我是个拘谨的人，对年长者直呼其名，在国内我还是很不适应，但吴彬完全不以为意。结果，写邮件时，她称我  “峰枫兄”，我称她  “吴彬”，结果形成了一种很不对等的方式。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凡写好文章都直接发给吴彬。我不爱走动，基本没去过编辑部，也不认识其他人，只和吴彬单线联系。吴彬充分尊重作者，稿子除错字之外，一般不做更动。只有一次我的文章中有一句稍有些敏感，她帮我删去。2008年11月，北大举办了一个19世纪欧洲文学的讨论会，我邀请她参加。吴彬全程参会，会后还跟我说这个领域里  “宝藏甚多”，可惜没有开辟更为广泛的传播渠道。2008年10月，当时她辞去《读书》执行主编一职，我写邮件深表惋惜。吴彬在回信中有一句我印象深刻，她希望我今后继续撰稿，并说：“我从来认为对杂志而言，主编是过客，作者才是永恒的。”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裱起来，挂在各杂志的编辑部里。在她正式退休之前，我心里面，《读书》就是吴彬，吴彬就是《读书》。

盘点一下，从2000年到2018年，我为《读书》共写过11篇文章，加起来有七万多字。中间有几年转战《上海书评》，会停顿一段时间。给《读书》的文章不好写，很费气力。当然，这完全是我的个人感受。因为我对《读书》格外看重，所以从选题到写作，都不敢怠慢，有时比写专业论文还要认真。我给自己定的选题标准是，题目不仅要有学术内涵，更要有趣才好。比如我写过的科伦索主教，那是一个严谨得都有些呆气的英国人，出了一本轰动全国的书。这样一个妙人儿，我又如何舍得写成论文呢？我还写过一篇关于赫胥黎与圣经的文章，事后算了一下，大概看了三千多页书才开始动笔，也就是为了言之有物。给《读书》写的文章，因为体例的限制，不能加注释，所以更需要深入浅出。能加注释，固然显示论证严密、言必有据，但有时注释多了，也会走形，变成装饰，或者掩体。若不能作注，就需要将正文之外的零碎儿割舍，要不然就完全融化在文中。另外，我始终觉得把复杂的事说得复杂，是正常；把简单的事说得复杂，是骗人；把复杂的东西能说明白，才是本事。所以，尽量说明白话，也是我对自己的一项严格要求。

之所以愿意为《读书》写文章，除了对我个人有特殊意义之外，也是因为《读书》的读者众多。我的朋友们和我班上的学生，经常会在第一时间给我反馈。写完文章，当然希望有人看，人越多越好。如果再要总结一下《读书》对于我的吸引力，我也想不出什么更深刻的道理。像“精神家园”、“学术共同体”一类的话，我说不出口，因为基本没有这样想过。我能想到的、说出来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就是：认真读书的人，如果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所读过的好书和有趣的想法，而且还想用明白话、还能用中国话说清自己的想法，那么就可以考虑《读书》这本杂志。这话听上去像广告，其实可算我对《读书》的表白。

民族宫对面的报刊亭，早就拆了。连报刊亭本身都正在变成历史。北大西门外面还残存着一个，我前两天路过，特意买了一本《读书》，发现这本杂志就摆在摊主手边。朋友当中，有些人不再看《读书》了。校园里更年轻的小朋友当中，有些人正开始看《读书》，或者开始关注《读书》的微信公众号。在我结束回忆、继续年轻之前，我只希望今天还有中学生、大学生能在《读书》上找到他们爱看的文章，也能从读者变成作者。

（本文系应邀为纪念《读书》杂志创刊四十周年而写）

作者： 高峰枫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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