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财产迎接解放，我被国民党下了两次“通缉令”|独家记忆

编者按：

招商局是中国最早的航运企业，创始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至上海解放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局本部设于上海，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国外也有若干办事机构。

上海解放前夕，时任招商局总经理的胡时渊（1904～1994）胡响应中共坚守岗位、迎接解放的号召，决意留在上海，并进行了对招商局的护产工作，保存了招商局的部分运输船舶和物资，为全国解放后的运输畅通作出了贡献。上海解放初，胡时渊在继续担任招商局总经理期间曾协助策动香港招商局13艘海轮的起义。

本文节选自胡时渊于1980年代留下的回忆文章，由民革上海市委提供。

徐学禹摆脱招商局总经理职务升任董事长后，经常来往于上海、台湾与香港之间。1949年4月，他由香港飞来上海，指出招商局的重点要从上海搬至台湾，原台湾招商分局改为招商局总局，并叫我赴台湾去任职。我表示要暂时留在上海，台湾招商局总经理一职建议由韦焕章代理，徐勉强同意了我的要求。

5月20日，徐学禹从台湾招商局电台给汤恩伯拍来一个电报，要他把我从上海弄去台湾。这个电报由上海招商局电台收转的，主任秘书陈仲瑜把电报拿给我看，我看后立即把电报塞进口袋，对他说：“不必转去了，也不要告诉别人。”

5月24日，又发生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企图逮捕我的事情。因我不在，没有被抓到，特务们便把黄慕宗捉了去。下午1时我回到局里才知道此事。这时，国民党派在招商局的军管司令杨政民从吴淞口打来电话，询问他曾经下令提取的银洋三万元提出了没有？我说：“已向中央银行提到，准备给你送去。但有一件事情要向你汇报，本局黄慕宗被毛森局长抓去了，请你赶快打电话给毛森，予以释放，否则停泊在吴淞口的15艘军差船上的船员可能会闹事，我负不了责任。”他答应马上通知毛森释放。下午4时，我们把银洋三万元搬上小轿车，叫司机庄志万送去。没有多久，黄慕宗被释放出来。

5月24日夜间9点多钟，马路上枪声密集，解放军已开始进入市区，我心中极为兴奋，没有睡觉，在沙发里坐了一夜。第二天，我在家休息了一天。26日上午，我到招商局去上班，黄慕宗陪同船务处职员、中共地下党员朱谷人来找我说：“朱谷人代表共产党来查封局里的银箱和档案橱， 听候军事代表前来接管。”我同朱谷人到各处室加贴封条,至上午10时结束。27日，上海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派于眉和邓寅冬同志为正副军事总代表，于6月5日前来接管招商局，我一一作了移交，其中包括美金二十万元。党信任我，叫我留任招商局总经理。

因为我留在上海，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做了一些护产工作，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我有过两次通缉。第一次是在1949年6月间，同时被通缉的还有吴兆洪、顾毓瑔等共11人。第二次是在同年11月底，由于协助策动香港招商分局起义，台湾当局在《大公报》（香港版） 上刊登了对我和黄慕宗、陈邦达三人的通缉令。

编辑：周渊

图片：招商局资料图
责任编辑：唐玮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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