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阿乙：游击队员郑小驴

左：阿乙    右：郑小驴

一想到整整小我十岁的朋友郑小驴，我就想到“活力”。很多作家对自己肉身上出现的衰竭安之若素，有的还可能对病态沾沾自喜。郑小驴从里到外，从根子到表象，都是蓬勃的。好像不竭的水源，或者是一种拱破土地的植物。这样的意气风发的作家似乎不多。在他们身上，我看见饰演斯坦利·科尔瓦斯基的马龙·白兰度的形象，看见最近热映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里皇后乐队主唱的形象。我看见他们穿着白背心，将衣服扎进裤腰带内。如果有袖子的话，还挽起袖子。他们习惯挺起上身，走路时高视阔步，遇有台阶，必然几步蹦上去。

他们喜欢驾车、长跑、游泳、旅游、摄影，喜欢体量或大或小的冒险。

这种活力（或者说躁动）还体现在郑小驴是一名文学上的淘金者。2011年春天，我在《天南》文学双月刊工作，看到郑小驴的自由来稿。这是我和他从此认识的机缘。正是在那则名为 《弥天》的短篇里，我看见一位25岁青年作家惊人的成熟度。通过小说里“我”游移的视线，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存在已久的乡村世界，感知到其中的颜色、力度、气味。这种可感知的程度很深，以致让人觉得自己能够在其中呼吸。比如：“那头老黄牛正立在浑浊的水田里，用尾巴驱赶叮在身上的牛蝇。牛蝇嗡嗡嗡飞起，很快又落在它背上”，“那天是个好天气，满山映山红姹紫嫣红，甚是好看。映山红微酸，清甜，吃多了，舌头会变成紫色，猛地伸出来骇人”。谢有顺是国内比较有成型小说观的批评家，他有一个重要概念是 “地方”，也就是作者要有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有一块像福克纳笔下约克纳帕塔法县那样邮票大的地方。我当时认为，在郑小驴背后有这样一个故乡的后盾。后来在听说他祖父是一名道士后，就更加认为他具备这方面的优势。我甚至一碰到他，就建议他从这里起飞。“把那种只有在残雪、格非那里存在的秘密写作技艺继承下来，将一个文学性的而不是故事性的乡村世界搬到纸面上来。”我说。我不知道这样盲目的建议会不会给他构成一种压力。

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郑小驴，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多样性，是转换、游击、探索、尝试、不确定。2013年11月，北京市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为郑小驴的长篇《西洲曲》举办研讨会，强调：80后自身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很深，但他们自己对这一题材却很少涉及。“《西洲曲》可谓填补了这一空缺”，“作为从小受计划生育影响的85后，在处理这个主题的时候，郑小驴选择了一种更为直接的视角，强调在场感，展示出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批判意识”。六年后，郑小驴完成的另一部长篇《去洞庭》，按照同龄作家文珍的评论，是作者写得最复杂的小说，完成度大概也是最高的，“而个人更感兴趣的，也许是他对那些生活中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坏人坏事的真实看法”，“这一幕幕都像是电影的分镜头”。我的看法是这部小说代表了一种写作上新型的混搭，一种文学强烈意志和通俗的结合：“在路上”+“小报噱头”。有凯鲁亚克的意思，有青年人的冒险，剧情惊心动魄。我被它叙事上迷人的速度一直拖拽着。因此我想它也会对别的读者构成一种必欲一探究竟的诱惑。算上郑小驴出版过的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痒》《少儿不宜》《蚁王》以及随笔集《你知道的太多了》，你会感觉他的发挥虽然不很均衡，但还是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样的发挥不时得到韩少功、阎连科、残雪、毕飞宇等先生的称赞。不过给人的感觉就是走位飘忽，有时作品之间甚至起到互相妨碍的作用。这种飘忽让我想到1983年的高考作文题：根据《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这幅漫画，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这幅漫画的指向性、褒贬意图是明显的。今天，在郑小驴身上，我也看见他不利的地方，就是风格的缺失。这种缺失，导致外界无法对他进行有力的归纳，无法将他一次性有效地定性。这种迟疑带来一种现实：郑小驴是同时代写得最好的一批人之一，却始终无法获得充分的承认。在今天，在郑已经33岁、已经持续写了12年的情况下，我能感知到他身上正在出现恍惚和焦虑。这种焦虑甚至干扰了他写作的分寸。与之相对的是，他的一些同龄人非但风格明显，有的甚至已经在巩固风格之后，逐渐进入退休状态。像爱伦·坡在小说里写的那样：“靠已经获得的荣誉安度晚年”。我不知道这种风格的缺失，或者说摇摆不定，由作者缺乏计划性导致的，还是由作者本身是多血、热情的气质决定的。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我打算为郑小驴这一不利的局面做一辩护，这也是为我自己作辩护。我和他一样，在写作上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不怎么管得住自己的欲望。

我无意攻击那些风格稳定的作者，恰恰相反，我常用他们来警示自己的贪婪。不止一位名人，不止一位先师，提出“人生有限，人只应做好一件事”的说法。似乎“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从创作策略上，风格稳定者选择了一条谨慎、谦逊的道路。他们或者对自身长短有自知之明，知道固守于一处，将擅长的事做到极致；或者有意藏锋，务使精力用在一处，有十分才能只取用其五，做到从容自若，游刃有余。从传播效果上说，风格稳定者易于在批评界、出版界和读者那里得到总结，易于给人留下辨识度。有时，这种明显的传播效果还会反过来指导创作者去自觉建造风格的大厦。有的作者不惮于十几二十次地重复自己的小说内容和结构，几乎构成自我抄袭。这样叠加只会在读者那里强化对他的印象。我有时想，我看过那么多电视广告，并未记下几个，洗澡时脑海却总是袭来“恒源祥，绒线羊毛衫”的广告语。说明它当初用不停重复迫使我记忆下它。有时我会被当做一名风格稳定的作者来认识。这主要是因为我出身于县城警察，因而容易被当成一个“犯罪小说”作家（有时是悬疑）。外界对我同时是一名存在主义文学的亲近者、一名无神论者、一名博尔赫斯的崇拜者、一名意识流爱好者、一名装置艺术爱好者、一名失败的爱情小说作者、一名心理小说练习者、一名随笔作者，缺乏认识。郑小驴和我一样复杂，他有一部分写作资源得益于湖湘文化，得益于湘西农村那《搜神记》一般的神秘感；另有一部分写作，持续保持对公共政策、公共空间的关注和反思；还有一部分，就是他本身是一名游走在湖南、北京、海南的青年，有足够的流浪经验可供书写。现在我们看到他对犯罪小说的热爱。有时阅读也会干扰他的志向。他读的书杂乱无章，这就好比天空中多处出现击掌，使他四处张望。最近他拿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研读，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坚持到底。有时候我想对他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使我们形象涣散掉的正是我们什么都兼顾一下的写法。正是我们那不死的热情，或者说是多血质、旺盛的精力，以及贪心。

我得出一个让郑小驴并不会愉快的结论：他还是“潜能”，他还处在制造、孕育一个更准确、更合理、更神圣的郑小驴的残忍的过程中。他还在寻找那个使自己喷薄而出的渠道。也就是说，写作对他来说，是一场可怕的持久战。有很多年，他得到的还会比别人少。但风格恰恰诞生于此，对福楼拜而言，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没有找到风格，和很早就找到风格，并无特别的优劣区分。不过我更钟爱漫长寻找的过程。我记得在智利，汉学家莉亚娜教授对我讲发生在墨西哥的一个故事。她讲到一半，我不算礼貌地说自己听过。大意是：渔夫在海滩晒太阳，富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捕鱼呢？”渔夫说捕过了。富人说捕过了还可以再捕，这样就会积累财富，收购船，然后开船厂，然后就像我一样富裕了。渔夫问：“像你那么富干吗呢？”富人说：“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到海滩散步、晒太阳啊。”渔夫说：“您瞧，我现在不就是在晒太阳吗？”

这个故事太过机智。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两种晒太阳并不一样。很早地建造自己的风格，和直到最后才找到自己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后面的一种意味着前途、光明和丰富。前边的一种代表的是早熟与捷径。可能有单调的副作用。一个人早早走在自己的墓地，未必不是在降低自己的可能性。

作者：阿乙
编辑：谢娟
责任编辑：舒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