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顶级谍报员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北大学霸
中共情报战线的北大名谍
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潘梓年（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的堂兄），在大革命低潮的1927年入党，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等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做情报工作，创办《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王石坚，1933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1937年经周恩来营救出狱，被委以重任，从1940到1947年在西安领导中共的北方情报系统，并负责联络和指挥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但连“龙潭后三杰”也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在胡宗南部队中，还布置有比他们三人潜伏得更深的一条线——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的副主任戴中溶（上海交大电讯系）。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电令，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就已看过了。
戴中溶也由王石坚联络和领导。
王石坚通过“龙潭后三杰”和戴中溶两条线，使中共中央完全掌握了胡宗南集团的核心机密。
王石坚还以西安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连结平津保、山西、甘肃、东北等地的情报网络，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1947年9月，军统特务在北平，使用美制电台侦听车和传奇飞贼段云鹏，侦获了王石坚情报系统在北平的一部秘密电台，顺藤摸瓜在西安密捕了王石坚。
这一次王石坚没有经受住考验，叛变供出了他掌握的情报网人员，牵连被捕达123人之多（龙潭后三杰在此前数月分别赴美留学而幸免），是中共情报战线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1938年毕业于经济系的陈忠经，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时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1938年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来到陕西凤翔，与胡宗南“见面欢叙，歃血为盟”，当了三青团首任西安市书记，1940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经周恩来精心安排，陈忠经与熊向晖（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北师大经济系）三人构成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一张间谍网，使中共中央掌握了‘西北王’胡宗南的一举一动，三次救了党中央，被誉为中共情报“后三杰”（参见：周恩来的顶级卧底是怎样炼成的）。
1940－1946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金无怠（中间2年到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做翻译），据说是受周恩来派遣，于1948年进入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直到1985年被捕，长达37年，被认为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
金无怠官至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美关系破冰过程中，使中国掌握了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情报，迫使美国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美国方面评估他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超过美国所有破获间谍案的总和；金无怠则说：他对中国和美国的贡献要以10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参见：周恩来的战略间谍：他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远超过已侦破间谍案总和）。
……
周恩来亲自发展、领导的北大学子中的杰出情报员，还有差点把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发展为中共党员的赵荣声，抗日名将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
▲潘梓年和新华社同事于重庆
出身四代翰林之家的红色卧底
1935年入读燕京大学法学院新闻系的赵荣声，出生于一个四代翰林之家（这在中国1500年科举史上可能仅此一例），1936年入党，1937年春听任教文学院的斯诺讲访问延安的见闻，心向神往，就带着斯诺给画的一张草图，和十余个同学前往延安。在延安，他们见到了朱德、博古、林伯渠、陈赓、女作家丁玲等人，因为听斯诺讲毛泽东烟瘾很大，还特地带了两罐大前门香烟去拜望毛泽东。毛泽东和赵荣声等在窑洞里畅谈抗战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赵荣声从延安回来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选调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赵荣声于1938年初被选派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就是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处，担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中共中央由林伯渠负责同赵荣声联系。
赵荣声和卫立煌相处时，寻机宣传中共的主张和政策，促使卫立煌抵制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行径。一天晚上卫立煌和赵荣声聊天时，突然提出想参加共产党。赵荣声不知如何回答，就说：“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问林伯渠吧？”
林伯渠指示赵荣声：“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
后来刘少奇也找赵荣声彻夜长谈统战等问题，但对赵荣声想发展卫立煌入党的事，批评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
赵荣声虽然没有把这位国民党上将发展入党，却促使他给了八路军极大援助。
1938年4月卫立煌率部从河南往中条山转移，赵荣声建议取道延安。卫立煌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组织百姓夹道欢迎，写的欢迎标语足有三十里。毛泽东亲自主持欢迎大会，并设宴招待。
卫立煌大为感动，觉得没有准备一份礼物。赵荣声乘机进言：“我看这份礼送不送都不要紧，他们不是说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夏服吗?只要在这上面帮他们点忙，比送份礼有用多了。”
卫立煌到达西安次日，便批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还指示说：“第二战区的军队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又吩咐再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
赵荣声被誉为“做出特殊贡献的红色卧底”。
▲卫立煌（前坐）和赵荣声（左立）在抗日前线
她对父亲说：我是毛泽东派来的
在上世纪20－40年代的革命大潮中，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更以其个人的独特魅力，影响了周边不计其数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不乏国民党高层子女。傅冬菊便是其中的一个。
傅冬菊1995年回忆说：1941年她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时，常到《新华日报》社去见周恩来，从那时起就特热爱周叔叔。
潘梓年那时是新华社社长，周恩来情报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
在周恩来的教导下，18岁的傅冬菊背叛官僚富商家庭，追随共产主义，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号角社”。
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中共组织的引导，傅冬菊一开始就干起了情报工作。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把国民党的一些机密情报和重要文件，提供给中共地下组织，或交给周恩来。
1942年，和杨振宁同一年，傅冬菊考入了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傅冬菊没有走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科学救国道路，而是积极投入学运，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据点”的成员。
▲1946年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一为傅冬菊
1. 扭转华北战局
1946年傅冬菊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毕业。当时傅作义出任国民党华北地区指挥官，率部连克集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击败中共聂荣臻所部和杨罗耿兵团。在这关键时刻，中共组织布置傅冬菊回北平‘看望父亲’，就此留在傅作义身边。
傅作义将最重要的机密放在寝室的保险柜里，开保险柜不回避爱女，但保险柜的钥匙他白天放在上衣口袋里，晚上放在枕头下。
傅冬菊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为了再拿到钥匙，就打五岁的小弟弟傅恒的主意：她买了精美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来换巧克力糖，还要弟弟拉勾发誓永远保守秘密。
等傅作义回到家，傅恒就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乘机拿走傅作义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傅冬菊。
傅冬菊打开保险柜，拿到了傅作义最重要的军事文件，用照相机拍摄下来交给中共组织。
中共华北野战军掌握了傅作义的军事部署、计划、战略意图等最重要的机密，逐步扭转了华北战场的不利局面。聂荣臻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傅冬菊的作用，称她提供的情报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2.不让傅作义集团撤往江南
1948年10月23日傅作义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奇袭西柏坡，散会后傅冬菊－崔月犁情报系统(崔月犁时任中共北平学工委秘书长)就得知了这一情报。
崔月犁冒着危险，在上午开机发报给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刘仁又发来特急电报给中央。晚12时许，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手中，从而挫败了蒋介石、傅作义的这一重大图谋。
1948年11月国民党军在辽沈战败、失去东北后，蒋介石命令傅作义率部撤到江南。11月15日傅作义向傅冬菊透露，要全军撤往江南。
傅冬菊立即通过地下党组织，发急电报告给毛泽东。
如果傅作义的50万军队撤往江南，将给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带来巨大困难。
华北野战军尚无能力向傅作义集团发起大规模攻势并阻止其从海路撤退，而东北野战军刚结束战斗，原计划休整三个月再进关。
毛泽东接到傅冬菊的情报后，立即改变计划，于11月16日、18日连电林彪，严令东北野战军取消休整，立即以最快速度（一两天内）进关，直取天津、塘沽，堵住傅作义的退路；另一方面指示傅冬菊劝阻傅作义撤往江南。
傅冬菊按照最高指示，再三劝阻傅作义撤往江南，说蒋介石不可信任，南撤没有前途。傅作义与傅冬菊谈得不欢而散，但在女儿劝说下对南撤一事犹豫不决。
3.截断傅作义撤往绥远的退路
傅作义的另一条出路是撤往他的老根据地绥远。这也会给华北战局带来诸多变数。
11月27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其中一路会合华北野战军，攻打傅作义退往绥远的必经之路张家口。
傅作义急忙派他的主力、也是他的子弟兵第35军驰援张家口。
傅冬菊从傅作义的保险柜中，取得了这一情报。
12月7日，得到情报的中共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将傅作义的35军围困在新保安。
傅作义见势已无可挽回，又想撤往江南。傅冬菊得知后急忙报告了毛泽东。
于是毛泽东命令对新保安“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
直到12月15日，林彪率军包围了天津及塘沽，傅作义再无可能撤往江南。
国民党方面认为：傅作义由于舍不掉父女之情而成了傅冬菊的人质，从而葬送了华北及50万大军。
4.和平解放北平
天津被围，傅作义成了笼中困兽，痛苦得“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傅作义老部下张新吾著《傅作义传》）。
傅冬菊趁势劝父亲求和降共。
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这时形势所迫，不得不向中共秘密求和。
由于傅冬菊的情报，中共方面对傅作义的思想动态掌握得一清二楚，便迟迟不理会他的求和，一定要把这位名将整治得服服帖帖。
直到1949年1月15日攻克天津后，中共方面才正式接受傅作义的求和。
中共中央、毛泽东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大半是通过傅冬菊这一渠道进行。
傅冬菊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动态、情绪变化，具体到徘徊观望、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内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等细节，都及时作了汇报。
中共方面牢牢地掌握了和平谈判的主导权。就在傅作义接受中共方面的条件，于1949年1月21日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约》后，毛泽东决定再狠狠敲打傅作义一下，起草了一份措辞极其严厉的《最后通牒》：“（傅作义）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傅冬菊1月29日接到中共代表交来的这份《最后通牒》，深知傅作义“士可杀不可辱”的脾气，害怕他看到后一怒变卦，让北平城玉石俱焚，便偷偷将《最后通牒》放在傅作义办公桌文件堆的最下面。
直到2月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份《最后通牒》，傅冬菊才将原件交给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痛骂傅冬菊“不忠不义不孝，两姓家奴”。
▲傅冬菊和丈夫周毅之
但无论如何，傅冬菊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大功臣，她当时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还要超过林彪的东北野战军五十万大军。
当傅作义问她是谁派来的时，傅冬菊说：她是毛泽东派来的。
作者：孙岩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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