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上海战役中,有一群与解放军并肩战斗的普通市民
1949年5月20日,我所在的23军临时接到命令,要求从浙东地区快速行军赶赴上海,加入解放上海的战斗。
为了尽快赶到上海,23军从杭州坐火车到硖石,接着又冒大雨连续步行三天四夜,终于在24日上午赶到了莘庄。我们在这里领受了任务,草草吃了午饭,便放下背包,轻装向市区进发。
傍晚,部队抵达徐家汇。我在徐家汇天主教堂门口的空地上给同志们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周围全是围观的老百姓。他们指指战士们,又指指我,觉得很稀奇。因为大家都没见过解放军,没想到全都是些20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
然后我们就和其他部队一起,沿华山路向北搜索前进。
穿过了现在的淮海路、延安路和静安寺,于午夜时分到达曹家渡。经过静安寺的时候,在现在的环球大厦前面,还看到一位手臂上套着“人民保安队”袖章的烈士遗体。暗淡的灯光下,只见他伸开双手,鲜血染红了蓝色的上衣。战士们走过他身旁的时候,一个个都投过去崇敬的目光,默默地向他表示敬意和哀悼。
三轮车夫帮解放军找路、看俘虏、整理武器、打扫战场
到达曹家渡以后,根据师首长的命令,我们团配合兄弟部队攻打宁平桥,从这里强渡苏州河。敌人在宁平桥的北侧部署了一个营,扼守着该桥。
我们的突击队刚一发起冲锋,敌人的轻重机枪就马上开火,密密麻麻的子弹把不宽的桥面封锁得严严实实,部队被子弹压得抬不起头来。第一次攻击没有成功。接着我们重新组织队伍又进行了两次冲锋,仍然没有奏效。部队出现伤亡,攻击受阻。
如果我们使用火炮的话,相信能够很快解决问题。但是战前上级明确规定,在市区一律不准使用火炮。怎么办?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两个团的首长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从侧面攻击和牵制敌人。首长们摊开地图,想找到一条隐蔽而安全的捷径绕到侧面去。
这时,一位中年人从人群中挤了过来,说他是踏三轮车的,这里的道路他都熟,愿意为我们带路。首长们一听非常高兴,连忙表示感谢。
后来兄弟部队的一个连以及我带的一个排,便在这位三轮车夫的带领下,顺利地绕到了大桥西侧的河边,在那里架起机枪,对着敌人的工事猛烈开火。由于这些机枪手都是老兵,射击技术个个都是顶尖,所以枪枪都击中了敌人碉堡的枪眼。经过我们这样一阵准确而猛烈的射击,加上正面火力的夹攻,敌人的火力终于被我们压下去了,部队趁势冲过大桥,消灭了守敌。
战斗一结束,这位车夫又接着帮我们看管俘虏,整理缴获的武器,清除敌人设置的障碍……跑前跑后,忙个不停。
战场打扫完了,部队准备继续向北攻击前进,他还想跟着我们往前走。
他说:“我踏了多年的三轮车,市区的道路没有多少人比我更熟悉,让我领着你们走,保证会消灭沿路的反动派。”经过再三劝阻,他才恋恋不舍地和我们分手。
育才中学的同学拉住我们的衣服,要求加入战斗
在攻打宁平桥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当战斗正激烈进行的时候,附近育才中学的几十个同学突然跑到我们团的指挥所,天真地要求为部队作慰问演出。
当时战斗还在进行,子弹到处乱窜,部队既没有时间看,环境也不允许演出。眼看演出的愿望实现不了,他们便提出把演出队改成救护队,帮助我们救护伤员。但是由于那天的伤员不是很多,也不需要他们帮助。同学们一看这方面又插不上手,一个个撅着个嘴巴。
这时,有的同学干脆拉住我们的衣服,缠着要求发给他们武器,说要跟着我们一起战斗。对这个要求,我们当然不会答应,可是他们那副认真的样子,看了实在可爱,令我们感动不已。
此后我们虽然再没有机会碰到这些同学和这位三轮车工人,但是我们心里却一直记着他们,一直感谢他们。
老百姓将我们领到反动派的器材仓库
过了天目路,一位老百姓匆匆跑过来告诉我们部队,说是交通路上有一个反动派的器材仓库,里面有几百个反动派。他并主动给我们带路,把部队领到仓库旁边。到了仓库以后,经过了解,才知道这里驻着青年军的六个连,由一个副团长率领。
当时由于部队是分头前进的,先期赶到这里的只有兄弟团的一个排。该排把仓库包围起来以后,首先展开政治攻势,要敌人放下武器。经过一番喊话,再加上军事压力,敌人的副团长动摇了,表示愿意投降,但是还摆架子,要我们派个团长进去和他谈判。由于我军只来了一个排,哪里有什么团长?情急之下,率领该排的连指导员便带着几个同志以团长身份,冒险进去和敌人谈判。经过晓以利害和交待政策,这500多人在副团长的带领下,终于放下武器,向该排投降。
大妈含着眼泪生气地说:真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部队!
26日下午,我们继续北上打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经过一夜奋战,到27日早晨,敌人被迫宣布投降,7000多敌人全部放下了武器。
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就蹲在马路边上开饭。那时为了不影响金融秩序,部队不允许到市场上买东西,包括蔬菜,因此只能吃白饭。同时,因为不允许进入民宅,但又不能在大街上架起锅来烧饭,所以那两天我们吃的饭,都是从漕河泾烧好之后送到江湾的。因此当饭送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已经没有热气了。
这时,站在一边看热闹的群众见我们吃的是白饭,什么菜都没有,纷纷转身回家,从家里拿来各式各样的蔬菜,要我们吃。我们当然不肯。这时一些大妈就像照顾从远方回来的亲人似的,用勺子装上菜强行朝我们饭碗里倒,急得大家直望四下里躲。
有个大妈看到这情景,含着眼泪生气地说:“真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部队!”
这情景虽然过去多少年了,但是这些大妈们慈祥的面容,却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27日下午,我们又继续向东北方向挺进,一直打到江湾飞机场。在这里遇到的敌人并不多,但是缴获的东西却不少。仓库里存放着大量的枪支弹药,还有各种各样的器材。这些统统被我们缴获了。
至此,我们从上海的西南角,一直打到上海的东北角,历时三天三夜。
七十年过去了,上海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我们到过的地方,如今已经完全变了样子,真是换了人间。
可后来,多少次我再经过徐家汇天主教堂,都能想到那一晚作动员讲话被围观的场景,国民党的军队绝对不可能允许老百姓围观,但是我们可以。
口述:阮武昌(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警备区原副政委)
整理: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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