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ia Frateto”的“底稿”说起
巴金的第一篇世界语作品“En La Malluma Nokto”,在 他1993年3月13日复许善述的信中说是“随意写出来的,不曾有底稿”(刊于《巴金与世界语》)。巴金这里所说“底稿”,指作品的最初形态。那么,“Mia Frateto”有没有“底稿”呢?答案也在巴金的这封信中:
《我的弟弟》是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在《小说月报》特辑上发表的散文改写的,有小的改动,记得短篇集《光明》中有中文原文。
据“Mia Frateto”中译文,很容易找到这篇“散文”,就是刊于1931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的《我们》。短篇集《光明》(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版)确也收有《我们》。辜也平在《关于巴金〈Mia Frateto〉相关情况的补正》(《点滴》2015年第六期)一文中说自己“发现”了“Mia Frateto”的“原初形态”为小说《我们》,其实巴金早已说清楚。
据巴金信中所说,“Mia Frateto”并非直接由《我们》翻译成世界语的,而是由《我们》“改写”而成,且“有小的改动”。这通过比对“Mia Frateto”中译文与《我们》的文字可看出:文字自然有差异,但人物、情节和结构基本相同,“弟弟”的年龄由13岁改为11岁。
《我们》写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十天后的9月29日深夜,是较早出现的一篇抗战小说,描写了一个13岁的孩子由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恐惧,恳求哥哥杀死他的故事。巴金作于同一时间的新诗《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流泪了》与《我们》刊于同期,则是一首较早的抗战诗,至今还有人在纪念抗战胜利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
此处顺便提及,汤的译文后有“本文以一二八战争为背景。译文有失真之处,由译者负责”的“注”,应有误。另外,小说《我们》初收于短篇小说集《光明》,后又收入烽火小丛书之一《控诉》(烽火社1937年版)。《光明》小说集现存《巴金全集》第九卷,《控诉》现存第十二卷,但两卷均全文收入了《我们》,“全集篇目索引”也重复列目,将来修订《巴金全集》时应予改正。
关于《金城》月刊
《金城》月刊,现有的大多期刊类工具书未著录,《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收录了该刊,并有如下介绍:
月刊。小八开本。1934年1月1日创刊于上海。同年4月1日出至第一卷第四期后停刊,共出4期。刘家麒总编辑,文艺编辑沙蕾,联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该刊为综合性文艺杂志,旨在“贮集兴趣材料,调济人生的苦闷;用美术的印刷,有组织的编辑,供给大众一本酒余茶后自头至尾篇篇有兴味的刊物……要在1934年的出版界里,建筑条新的途径,本着光明的宗旨,灌输社会一种新的生活”(家麒《发刊》,第一卷第一期)。主要刊登小说、诗歌、漫画、体育消息、戏剧评论等,其撰稿人队伍可谓实力不俗,郭沫若、巴金、张资平、叶灵凤、林微音、王独清、徐仲年等人都有作品发表,女演员艾霞的诗作也曾见载于该刊……
刊有巴金《我的弟弟》的《金城》月刊第四期,是“天一影片公司特刊”,专事介绍天一影片公司的概况和发展动态,刊有全体演职员肖像、公司简介、出品列表和电影剧照等内容,并对“天一”即将公映的多部新片进行了介绍。
▲《金城》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刊发《我的弟弟》。
《金城》月刊在“天一影片公司特刊”出版以后即停刊了。关于停刊的原因,当时的报刊上有所报道。1934年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发行的《出版消息》第三十四、三十五期合刊,在《文坛消息》栏目刊有一则“《金城》将停刊”的消息:“刘家麒与何嘉合编之《金城》月刊,近有将停刊消息,闻系内部意见不一之故。”何嘉是该刊的特约编辑,另有杜衡、黎锦明、赵景深和施蛰存等。其中,至少赵景深、施蛰存是巴金友人,他们相识于1932年朱雯和罗洪的婚礼上,巴金的《我的弟弟》应该是友人所约。
《我的弟弟》是巴金的译文吗
巴金有没有翻译“Mia Frateto”,其本人未曾提及,“李文”也未提出这个问题,巴金研究文献则无现成答案。“金文”刊布的 三 种“Mia Frateto”中 文 本,笔者在见到“金文”前已读过。当时的第一反应,刊于《金城》的《我的弟弟》就是巴金自己翻译的中译文。“金文”“初步推断”是巴金的中译本,笔者在这里简要地给出自己的分析,再试以确认。
比对巴金的《我的弟弟》与已见的“Mia Frateto”中译文,人物、情节和结构等完全相同,特别是“弟弟”的年龄是11岁,这也是笔者“第一反应”是译自“Mia Frateto”的理由,但仅凭这些仍不足以确定。因为从理论上说,也可能“改写”自《我们》,朱银宇在“金文”的“编者附注”中也提到这一点。
笔者以为,小说《我们》是较成熟的作品,没有理由去“改写”成“异题”的小说。若要“改写”,将“改写”自《我们》的“Mia Frateto”译成中文,应该更有价值。杨令德等的翻译正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完全可确认,《我的弟弟》是巴金自己翻译“Mia Frateto”的中文本。
还有一个问题。巴金完成翻译的时间是文末署的“二三,四,二七”,即1934年4月27日。按此推算,这期《金城》最早也要在5月初出版,与以上介绍的该期于4月1日出版不合。该如何解释?笔者以为,排除刊印错误外,也可解释,那就是这期的出版时间“脱期”了。具体原因是:集稿时间较晚,加上内部意见不一,“特刊”出版后将停刊,导致延时出版。同期刊有署名“子谦”的诗作《金钱和髑髅》,文后署“廿三,四,十一,于浦东”,即1934年4月11日作于浦东,就是佐证。
巴金给《金城》的稿件,为何选“Mia Frateto”的中译文?笔者的猜测是:1934年2月间,巴金从北京回到上海,刚创刊的《金城》向他约稿,巴金答应了写稿。笔者注意到,《金城》“发刊词”第一句“在这风雨飘摇国难紧张期内”,说的是当时国内反日抗日的形势,这也许是巴金决定翻译“Mia Frateto”的一个原因。3月到北京,为兑现“承诺”,巴金在百忙中于4月27日译完即寄回上海。
小说《我们》写于1931年9月,“Mia Frateto”发表于1933年7月,可能写于这年巴金南下旅行初期。半年多后的4月27日,又 将“Mia Frateto”译 成《我 的 弟弟》。由此看来,《我们》前后经过了从中文“改写”成世界语再“翻译”成中文的过程,又编入《光明》集和《控诉》集,说明巴金是十分“看重”这篇小说的。
巴金自己有没有翻译过“Mia Frateto”,终于有了确定的答案。特别地,巴金的中译文发表的时间虽然晚于杨令德的译文,但其意义与价值是不可比的,将来的《巴金全集》修订版就可以收入这篇巴金翻译的《我的弟弟》了。
到这里,巴金的世界语作品“Mia Frateto”,按发表时间的先后,已有杨令德、巴金、宗廉、汤泽恩和顾钟锦五种中译本。而“En La Malluma Nokto”虽也有五种中译本,但曾筠、小奇的中译文未曾见到,也因“二君译文原作字句多有未合”,巴金才自己决定重译的。
最 后,将“Mia Frateto”第 一句五个中文本的不同译文录于下,以作简单对照:
外面是大火,大炮和枪的声音,惊人的喊叫,号啕的痛哭和苦痛的呻吟。(杨令德)
外面是熊熊的火,大炮与来福枪的杂声,恐怖的狂呼,大哭以及痛苦的呻吟。(巴金)
外面是熊熊的火,炮声和枪声,恐怖的呼叫,哭喊以及痛苦的呻吟。(宗廉)
外面是大火,枪炮的声响,恐怖的叫喊,哀号和痛苦的呻吟。(汤恩泽)
外面是一片大火,枪炮的喧啸,骇人的喊叫,悲号和痛苦的呻吟。(顾钟锦)
作者:王建军
编辑制作:薛伟平
责任编辑:张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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