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大郎相处的那些日子

我已经年过九十，是个很老很老的人了。到了相当的年纪，就要认真地掂一掂自己的分量：什么事你还可以做，什么事由你做出来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样盘算来盘算去，觉得把几个已故的老朋友再拿出来琢磨琢磨，稍稍打破些顾忌，不为贤者讳，也不为自己讳，总结一下他在我心目中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先写谁最好呢？考虑来考虑去，终于把唐大郎拎到眼前来了。

▲唐大郎（左）与新民报老同事姚苏凤

回家意外地收到了大郎的短笺

这也是有来由的。去年春节前，上海图书馆的张伟先生和祝淳翔先生突然来访，说是要为唐大郎出一部诗文集，特地来找我商量。

张先生等之所以来找我，一是问我大郎是否还有什么遗作存在我处，以及他亲笔写的什么东西还在手头否；二是问了我一些大郎家里的事情；三是要我写一个“唐大郎诗文集”的书签。想想真好笑，像这种题书写字的玩意儿，怎么轮得到我，我哪有这个资格？如果放在以前，至少是画家唐云、书家金石家邓散木义不容辞的事情。不过现在谈到唐大郎的朋友，如果还有谁在世的话，只怕为数已经很少，我算是其中的一个。

再就是问我还存着多少唐大郎的亲笔书信。曾经有别的人多次问我这个问题，我都含糊应付，但我这次还是找出了两封，是1979年我办《艺术世界》时，大郎寄诗来为我的版面壮色而叮嘱的一些话。我把这两封信贴在纸上，好看得清楚一些，他们拍了照，没有拿走原信。

说到大郎和我通信，大概始于1973年我从南京回沪休假。这天早上我一开后门就看到一只信封，拆开来不过是一张条子，但短短几句话却使我大受感动。大意是：“听到你有时回沪休假，为什么不来看我？晚报内大概只有我和你之间没有‘撬开’，来吧，来看看我吧……”“撬开”是老上海人的“切口”，意思是有“芥蒂”，有“纠结”，有“恩怨”……别人看了也许不了解，这些话只有跟我说，是心灵相通的。

大郎那里，我也不是不想去，但情况不了解，他还在奉贤干校里吗？还是已经回来了？至于我，那时被遣送到梅山。晚报固然被停刊，要是没有停，也不会让我留在里面。既然如此，我和晚报的人也就没有了来往。倒不一定是他们嫌弃我，而是我主动避嫌，怕我的“右派”身份连累了他们。

▲漫画里的唐大郎

大郎也许是个例外。记得1961年我被摘了帽子以后，在私交上，大郎反而比以前更加接近我。我这次回家竟意外地收到了大郎的这张短笺，自是高兴非常，当天下午就去新闸路看望了他。

他已经退休，当时正坐在二楼卧室里一张单人沙发上，一面抽烟，一面不知想些什么。见我去了，看看我的外表并不是那种非常落拓的样子，也很高兴。我没有什么好谈的，他倒跟我谈了些晚报的事情。

我的假期有限，很快又要离开上海去南京，不能再和大郎见面了，大郎好像把我当作了可以说说心里话的对象。而我素来把大郎奉为“偶像”，因为他说的都是心里话，他的看法多半也是我的看法，所以我很乐意听。我们不能面谈了，怎么办？就通信。

大郎来信总免不了要谈诗

大郎的信中常常夹一些他新做的诗，最让我感奋的是他特地为我做的诗。有一次接到他的信，拆开来，竟是一首七律，题曰“寄陈思白下”。“陈思”是我以前常用的笔名。律诗如下：

莫从文字说飞扬，且看钟山草树苍。似子犹多迟暮感，嗟余佯作少年狂。剩来几辈谙诗味，念到无家乱客肠。颇想近年完一愿，濡毫替谱贺新郎。

“贺新郎”是一个词牌名，又叫“贺新凉”，又叫“金缕曲”“百字令”。

我看了真是感慨不已，想想大郎真是把我当成他的知己了。大郎的诗，有人觉得近于粗俗，诗中常常把“切口”“谚语”“口头语”等运用进去，殊不知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做诗做得非常娴熟了，便信口说来，皆成妙谛。

这首诗后来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题目改为“寄陈思与岑范”。岑范是位电影导演，香港人知道他，也是老大不成婚，直至老死，孤独终身。

后来大郎仿清人王渔洋怀念友人的诗体也尝试着做了好多首，都是七绝，抄了好几首寄给我看。其中一首是写我的：“闻有新词欲附航，好将新艳替苍凉。怜渠棹遍秦淮水，难觅风流郑妥娘。”大郎说，在当日的“秦淮八艳”中，他最喜欢的还是郑妥娘，因她为人有丈夫气，不扭扭捏捏，故作小儿女情状。

▲《唐大郎诗文选》

因为大郎来信，总免不了要谈诗，燃起了我在这方面想作一点探索的兴趣。

历来对诗词的看法，都认为这是一种哀吟的声音，人只有处在穷困潦倒、孤苦凄凉等种种不顺心的逆境中，才会迸发出这样的心灵火花来。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如此说来，我在南京梅山的那几年，整天萦绕心际的，无非是自己孤独、飘零、卑微、屈辱等不幸的遭遇。一些看过的还记得的诗词便涌上心来，找几句适合的经过改造变成自己的，顺便也消磨了当前的寂寞岁月。就这样我差不多花了个把礼拜的工夫，一阕“金缕曲”被我胡诌成功了：

痴梦当醒悟。数平生，行年四九，用情多误。捣碎愁肠千百转，只索催人老去。空怅惘，王孙迟暮。但有珍珠量一斛，又何须，倚马夸词赋。书卷气，逆时务。

秦淮两岸罢歌舞。况萧萧寒烟衰草，哪堪久驻？妄念而今收拾起，纵使良宵如故，欺白发，总成虚度。暗自销魂无一语，倚危栏，望断天涯路。思鲍叔，欲倾诉。

“词”凑成后，犹豫了几天，斗胆寄给大郎，不想竟得到他的赞许，说我在格律上还是注意的。还说他近年常得到黄永玉、吴祖光他们寄来的诗，就是不讲究格律，“有些胡来”，预备写信向他们提意见。

做了这阕“金缕曲”后，自觉诗兴甚浓，我又陆续做了几阕，都是记述自己近年一些感受的，斟酌再三，又寄与大郎。不想却得到他不客气的批评，总的意见就是“牵强”二字，不自然，不成熟。不过他也肯定一点，就是我做的词是抒情的，这是词的正宗，而他是叙事的，属于次等，总之，他让我在这方面还要多多学习，多多琢磨，等等。当然，这都是安慰我的客气话，我是懂的。在诗词这方面，我既无天赋，亦无功力，差得很远。我能够胜任的，还是做一些意在言外的小文章，对诗词一道，只勉强有些鉴赏的能力罢了。

大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乐趣

大郎从干校时期起就有支气管炎，动不动就要发哮喘的毛病，其实是癌变的前奏，要么是起先没有查出来，要么是人家已经发现了征兆但没有跟他说。大郎有诗说“所苦一身缠一疾”，即指此。大郎从干校退休后，觉得老是孵在家里也不是办法，便与家人在京沪线、沪杭线一带的码头上走走散散心，吃些好久没有吃到的土产。大概是1975年春末，他到南京来了，住在大儿子唐艺的家里，写信到我工地，约好日期在玄武湖碰头。那天下午我应约而去，大郎和夫人还有我，同坐在一张茶桌上，就这样四面望望，再随便谈谈讲讲，觉得这样的日子暌违已久，来之不易。国家大事，轮不到我们操心，谈的都是家常事，老朋友老同事的悲欢离合，而我们现在能悠闲地坐在这里，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玄武湖别后有好几天，我又收到大郎寄到工地上的便条，说定于某日上午要到工地上来看看，午饭不要太费事，随便弄只菜就行。话是这样说，总不能太简陋，好在工地上有自由市场，我买了一只鸡（烧鸡汤），一斤河虾（有籽的做油爆虾），两条河鲫鱼红烧，再加一只炒青菜，勉强可以待客。他们夫妻来的时候我还在隔壁煤气灶间忙着，红烧鲫鱼还是唐夫人帮我起锅的。大郎只吃了一小碗饭，可能他胃口小，也可能是我这点时令菜蔬，对大郎来说太不稀奇。

1975年，我得到消息，上海金山石化要到工地上调人了。我立刻报了名，竟得到批准，决定1976年春节前先回市区，节后再去上班。到金山工作后经朋友介绍，我与一位比我小10多岁的护士谈对象了，并于1977年1月1日登记结婚。有了家，我每次从金山回来，总得先忙家里的事情，陪陪妻子，大郎那里自然就去得少了，但抽得出时间总要去一次。大郎这时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乐趣，就是听书，听邢晏芝、邢晏春的《杨乃武》，他们的书路兼有李伯康、严雪亭之长。邢晏芝年轻，家学渊源，加上人又聪明，把俞调和迷魂调混合起来唱，缠绵悱恻，特别迷人。邢氏兄妹白天的表演地点在静园书场，离大郎的家比较近，有一阵子大郎吃过中饭家里就坐不住，要去书场。有两天他觉得身体不大好，想不去，就在家里歇歇睡睡觉，可是不行，反而更加难熬，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索性还是去听书吧！

▲唐大郎曾为”江南四大坤旦“配诗

这时期我的情况倒时有好转。先是调到厂工会去当干事，其实无事可干，不过是坐在办公室内，看看报纸，翻翻文件，偶尔和同事攀谈几句。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家里打电话来，我的妻子要分娩了，要我马上赶回去。我便向党委副书记耿克杰同志请假。老耿是部队转业的，人很好，很看重我，我一说就准，给假一个月。等我到了上海，妻子已离开产房，一切舒齐，养的是个女儿，正合吾愿。

忽一天，原报社文化组记者武璀来看我。她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原是部队文工团的，复员到上海，分在《新民晚报》文艺组，采访沪剧等地方戏曲，平时为人很好。晚报停刊后，她分到了文艺出版社戏剧室，在那儿她觉得很孤单，使不出什么劲儿来，就想找个帮手。好在戏剧室的编制还缺人，她跟报社原来的同事商量，想到了我，就到我家来问我，先作为“借调”，把人弄上来再想办法。我当然同意。她们到金山石化一厂去，碰到的正是耿克杰副书记，一点疙瘩也没有，于是我就又回到市区回到文化圈子里了。

这事我首先告诉了大郎，他自然也为我欢喜，来信和我打趣，说我现在“左手拥美妇，右手抱娇女”，好不开心也。

大郎的咳喘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

再过些日子我“改正”了，就是“平反”了。因为文艺出版社之前办的一本《文化生活》销路奇佳，戏剧室坐不住了，也想出一本，武璀就想了《艺术世界》这个点子。室主任江曾培表示赞成，说干就干，马上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指定我和武璀负责，稍稍拟了一个大纲，就由我和武璀前往北京组织稿件。

《艺术世界》第一期出版，销路十七八万份，内有大郎的诗。我曾把清样寄给他看，不想还是错了一个字，我懊恼不已。第一期出版后，从销数和听到的反映来看，似可立足，于是筹备第二期。我还想请大郎再写几首诗，占一版，这次保证不错一个字。但他回信告诉我，他又发寒热，早上是几度，傍晚是几度，无法应命了。

他还告诉我，晚报复刊之议已被提起，有关人士已经动起来了，他一定要向主事者“推荐你这个少不掉的宝货”。盛情可感，但我并不领情，不想回去，目前的工作我已很满足。我向大郎表明“心迹”，如他遇到筹备晚报的什么人，请他代为转达。大郎听了默然，他想不到我是这样一种态度，但其故安在他大概也能猜到一些。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如果你唐大郎还年轻，至少不像现在这样老，能回去当个什么负责人的话，我也会回去的。自我打入另册以来，报社还没有一个人能像大郎这样对我从未有过什么“异样”的嘴脸。1960年冬天我从乡下回报社，还未摘帽，我自忖身份有别，从未主动同他“搭讪”过。但他有时在走廊上看到我，虽不交谈眼神却很温馨，看得出是“老朋友”的表情。等我摘了帽子，又恢复当记者了，他马上就来向我约稿。

▲唐大郎和龚之方创办的《海风》

那一年苏州评弹团在上海西藏书场演出，其中几档书都是大郎爱听的，如周玉泉、薛君亚的《玉蜻蜓》，徐云志、王鹰的《三笑》，曹汉昌的《岳传》。书场天天爆满，大郎也日日去听，票子是我代买的，我也每晚都与大郎夫妇坐在一排听书。大郎欣赏周玉泉老先生，说他真是炉火纯青，书听久了，便与他们熟识起来，有了台下的来往。而周先生的下手薛君亚女士，其风度才华，也是大郎赏识的。大郎后来给香港《大公报》写“闲居集”专栏，其中有一首《寄与仓街薛氏收》，就是写给薛君亚的：“一封短札寄苏州，小巷仓街最尽头。闹府大娘矜辣艳，描容师太故凄柔。清官在道能持重，恶贼横行莫效尤。留取当初形象美，蜻蜓飞倦弄香球。”薛君亚住在苏州仓街，她请大郎与龚之方去吃过饭。忽然想起，我与之方也曾一起去过。

1980年，大郎的咳喘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是癌的真相已经露面。但他那时又迷上了邢晏春、邢晏芝兄妹，几乎排日往听，据说送医院的前一天还挣扎着想去，可惜自己已不能做主。大郎住在华山医院，这天下午我去看望他，过一会张文涓也来了，谈了一会儿，忽然大郎夫人从外面进来说了什么，大郎哭了，这还是我头一次见他掉眼泪。文涓看情形觉得不对头，不便久坐，便打电话叫了出租车，约我一同走。在车上，文涓对我说：“我们尽了朋友的情份了。”

过了两天，便传来大郎的噩耗，但丧事办成什么样的规格，辞书出版社里的几个原晚报负责人拿不准，这时夏衍正在上海，便由龚之方带领着去华山宾馆请教。夏衍只讲了一件事：有次周恩来总理找对外宣传的人开会说：“我很喜欢看《大公报》上一个署名‘刘郎’写的诗，他写的诗很自然，没有宣传的腔调……”（大意）经夏衍这样一说，大郎的追悼会放在了大厅举行。

大郎死时才72岁，放在现在不算高寿。但像大郎这样的人，从前生活颓放，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不是共产党管住了我，我可能活不到60岁。”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但临到病危，他也禁不住哀伤起来，不想死，此时却由不得自己了。

如果大郎再多活几年，多好

张伟先生为编唐大郎诗文集而搜索解放前出版的几张小报，以及解放后的《亦报》《大报》《新民报晚刊》，还有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过的作品，做了一个大约的统计，总共有300万字左右。但在我看来，恐怕只少不多。大郎生前写东西，从来是随写随弃，只要在报上刊出了，也就算了，从来没见他有过从报上剪下来保存起来的举动。他也不想集聚起来出一本书。不，也想过的，不是文而是诗，那还是在解放前一度动过的脑筋。张爱玲曾建议这本诗集的名字就叫“唐诗三百首”，有着天然的号召力。

但是在唐大郎亡故以后，香港倒为他出了一本书，就是《闲居集》。这是唐大郎为香港《大公报》副刊写的专栏名字。副刊的主编潘际坰先生跟大郎是好朋友，这本《闲居集》能够出版，也多亏了潘际坰付出的心力，是很不容易的。

▲唐大郎的《闲居集》

其实，大郎以前为香港《大公报》写的专栏“唱江南”，也可以出书。周总理说的“刘郎写的诗我很喜欢”，指的正是“唱江南”。但“唱江南”我读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首还与我有关。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初某年12月，已临近圣诞节，大郎约影星孙景路在洪长兴吃涮羊肉，由我作陪。大郎后来写诗记述此次小聚的经过，我记得诗的最后两句是：“归去趋沧闹市过，买来满抱象牙红。”“象牙红”是一种花，从前上海有的人家过圣诞节，就买这种花作为点缀。这里很自然地就透露了上海人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黄裳生前常说，读唐大郎的诗，也要读他为诗写的注解，那是很好的杂文。说到唐大郎的杂文，有一篇至今我还有深刻的印象，虽然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但他在《铁报》上写的文章我是常看的。那是1946年6月，有位从重庆来刻图章的高甜心天天在报上登广告，发表他的治印心得。这倒也罢了，有一天他忽然谈到“印格”这个问题，诋毁在沦陷区的同行，言多不逊。大郎看了不服气，就写了一篇《讨厌的高甜心》，文中写道：“你（指高甜心）不要再举起小刀子往上海人身上捅……上海清清白白的人多得很……”最后一句尤其直率：“你是全世界第一讨厌的人！”真痛快！经大郎这么一骂，高甜心在报上的广告便销声匿迹了。

1966年之前，大郎在晚报副刊上根据名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意思而开辟的专栏“噱烂篇”，里面都是些直抒胸臆、言语辛辣的好诗。赵超构先生在世时常常提起这个专栏，慨叹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写这样的诗了。

如果大郎再活十年，不，哪怕再活五年，等晚报复刊后做我的后盾，指导我编好副刊，再多留下一些诗，多好！

作者：秦绿枝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徐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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