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与源头

2019-06-14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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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苏州河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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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苏州河繁忙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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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总商会,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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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站(1932年淞沪战争被毁后重建)

吴淞江作为上海与江南联通的重要通道,自1843年以来其地缘优势与商贸地位逐渐显现,上海浚浦局编写的The Port of Shanghai(译为《上海港口大全》)曾多次提到该河道,并重点突出上海那一段:“吴淞江(即苏州河)在公共租界之中区,最为重要。低潮时,直至苏州之河面,统阔一百英尺,统深四五英尺;在苏州与运河相会,而通杭州、镇江。”从上海出发,沿着苏州河,可通达苏州、杭州、镇江等地,继而与整个江南内河水网相连,水路、商道互联互通,在区域内外的商贸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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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沿岸景象

位于“公共租界之中区”的苏州河,随着沿岸的开发,从最初的码头林立,到后来成为仓储中心、工厂重地——“苏州河(即吴淞江)下游七英里两岸备极繁盛。面粉丝纱等厂栈鳞次栉比,惟货物上落,则须借助驳船耳。”(《上海港口大全》,上海浚浦局1934年刊印)从中可知,当时江南乃至更广泛区域所产的大量货物都是通过苏州河转输,出现了专用码头,并设立大量厂区与栈房。沪宁、沪杭甬等铁路开通后,这些码头连同苏州河航道,与铁路上海北站(当时北站被称为“京沪交通之总枢纽”)形成有效的水陆互动格局,更有力推动了这一区域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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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站邮局,选自《1932年十九路军抗战纪念图册》

在近代上海独特的口岸制度导引下,来自各地的商家、工厂主乃至钱庄老板、银行家,与外国的商行、银行,在上海苏州河沿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一个与世界市场有着广泛联系的加工业、仓储—金融体系也在这里逐渐建立起来,由此使苏州河两岸的街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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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站(1932年未被日军轰炸前)

位于苏州河边的“北站街区”也揭示了苏州河与近代上海城市崛起的关联性。“北站街区”位于苏州河北岸,早年这一带河流纵横,地势开阔,村落、草堂、古桥、宗祠、墓地散落其间。一些老地名富有浓郁的乡村气息,有些是村落名,有些是河流名,有些是古桥名,有的还是当地的庙宇名。从方志与一些文集记载来看,这一区域人口稀落,民居皆傍水而立。一些姓氏在不同时期,出自不同的背景,迁居于此,部分村落就是以姓氏命名。占野分圃,散为村墟,家给人足,鸡犬相闻。这样的景象与景观,到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才开始改变。

明清时期的地籍反映,这一带属上海县二十七保十图、十一图等,称为“新闸”。新闸跨吴淞江,新闸以东,即为“老闸”。在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中,上海道契是重要的文档,要结合相关地块进行细致考察。上海开埠后,实行一种独特的土地产权制度,其契约称“道契”。这是一种土地文契,其契纸称为“出租地契”,在租界内,把地产使用权转让给外国人,因例送苏松太道署盖印发给,俗称“道契”。这类文契名为永租,实同买卖,成了外国人在华执业之凭证。道契一式三份,分別标上、中、下,上契存各国驻沪领事馆,中契存上海道台,下契由租地人收执。契约名称,英文为Shanghai Title Deed。在所发的道契中,有两种编号,一为地契号,另一种为租地分,后者指土地坐落。租界的拓展,是北站街区形成的重要时期。体现在道契上,早在道光十七年(1891)之前,外 国人已开始在这一带租地,地价每亩几百两不等。这一带的开发,与租界的扩张进程直接有关。1848年的英租界地界,西以周泾浜(今西藏路)为界,北以苏州河为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称英美公共租界。从1895年开始,英美租界谋求扩充。1899年,实现扩张计划,并正式改称国际公共租界。随着租界的扩张,由东向西,这一带开始纳入公共租界的新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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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沿线,上海北站。

1908年沪宁铁路建成通车,干线由上海北站至南京江边,均单轨,共设车站40个。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沪宁铁路改称京沪铁路。1916年,为使沪宁、沪杭甬两路接轨,后又筑一条线,由新龙华站起绕过上海西郊与沪宁线相接,又自上海北站至麦根路间铺置第二轨道,以便沪杭甬线旅客以上海北站为起讫点,北站因此改称“京沪、沪杭甬路总车站”,管理局并设于此。因位于上海北部,又称“北站”。随着北站的建设,除了铁路线,与之相伴而生的是陆路交通的形成,彼时北站周边已形成完整的交通网络。不过,1930年代日军侵华过程中北站被毁(后重建),区域经济发展也遭到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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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海北站被炸成废墟,1937年

从苏州河沿岸的码头,到火车北站的兴起,这里成为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水陆枢纽,拥有“大码头”,是这个街区的主要特点与独特优势。苏州河沿岸、北站街区一带,因大码头而带来了庞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五方杂处,文化多元,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一时间,这里集聚了一批在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工商人物,如盛宣怀、严信厚、周晋镳、徐润、祝大椿、朱葆三、聂云台、宋汉章、虞洽卿、王晓籁、冯少山、林康侯、沈联芳、傅筱庵、秦润卿、陈笙郊、谢纶辉、陈炳谦等;以及那些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文化名人,如吴昌硕。据其后人吴越介绍,他是1913年从苏州迁居到上海北站的山西北路吉庆里的,期间被誉为“海派”领袖,先后培养了一批弟子,蜚声海内外。

作者:马学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图片均由“苏州河沿岸研究”课题组提供)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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