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高收入群体劳动收入税率竟然高达75%

报：您的另一位学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认为，鉴于资本收益不同，应该区别对资本进行征税。事实上，实业资本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资本回报并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快。皮凯蒂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资本回报率要大于经济增长率。比方说，在国外，资本回报率是5%，经济增长率是2%，所以资本所得越来越高。但在中国则不是这样，民营企业的收益并没有那么高，尤其小微企业负担很重。应该把投资房地产的资本与其他资本区别开来，对房地产行业征税，对于实业资本则应该有其他考虑。尤其要为小微企业减负，以保障其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实业资本家承担的风险比较大，若干年后他们的企业很可能会走向失败。尽管有利润，但是实业资本家往往充当了风险的承担者。对于袁志刚教授的观点，您是否认同？

布吉尼翁：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对于资本收入与劳动力收入同等征税。不管企业最终成功与否，通常情况都要基于其收益征税。不管是企业家、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都要基于其劳动所得纳税。然而，对资本征税却往往以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标准进行。同样以最高税率进行比较，劳动收入税率远远高于资本收入税率。以美国为例，对于高收入群体，美国政府基于其劳动收入45%征税。但是，对于资本收入，这个数字则只有35%；在法国，高收入群体劳动收入税率高达75%，而资本收入税率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前不久，曾经的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先生不禁发问，为什么其个人缴税税率却低于助手的缴税税率？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滑稽，但是我们不得不认同，应该对于资本收入与劳动力收入同等征税。或许45%的税率对于劳动力收入来讲着实太高，即便对于高劳动收入人群而言。

鉴于资本的高流动性，一国政府很难以较高税率对资本征税。打个比方，如果英国政府决定提高资本收入税率，那么资本可能很快就会选择离开，转移到美国、瑞士或者其他地方去。最糟糕的是，有些时候资本的转移可能在台面之下完成。资本可以在监管之下，从中国大陆转移到香港、新加坡。但是，资本同样可以逃避监管，从美国成功转移至瑞士。这也正是多数国家差异化对资本、劳动力进行征税的原因。对此，我们要做的是，合理规划、加强合作，增强资本流动的透明性，使得资本税率更趋合理化，更加公平。

前不久，美国政府和瑞士联合银行（UBS）之间打了一场官司，原因是瑞士联合银行拒绝泄露其美国储户的账户信息，而其美国储户中间有人未依法如实向美国政府纳税。事实上，不只是美国，英、德、法等国政府都强烈抗议瑞士银行“保护客户隐私”的做法，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妨碍了各国政府对于资本流动的监管，妨碍了各国政府对资本进行征税。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今天的遭遇，以前几届政府也遇到过，只是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原因有二：一个是受财政状况影响。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遭遇了严峻的信贷危机，税收收入对于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另一个原因，“不公平”导致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度降低，人们拒绝纳税。综上，对于资本收入与劳动力收入的不同征税标准，我们期待能够尽快得到改善。

报：“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收入分配领域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因此在不发达国家中引发了对全球化的抵制。事实是否如此？全球收入分配有哪些新趋势？

布吉尼翁：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金融危机、全球化及“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当听说“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爆发时，我们料想人们会抗议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状、抗议全球化。我们期待运动可以持续下去，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遗憾的是，虽然“占领”的部分参与者并没有离开，但是他们的声音渐渐被淹没，直至几近“失语”。与此同时，皮凯蒂的书出版了，并大受追捧，即便很多人可能永远不会从头到尾把这本书读完。事实上，“不平等”引发了经济危机，却并非社会运动的导火索。同时，在一些人的观点中，金融风暴是全球化的恶果。在欧洲人看来，经济危机就是美国人的贪婪造成的，他们疯狂的金融系统注定了灾难的发生。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极端的行为反对全球化。有些党派会主张保护本国经济，甚至主张回到“我们辉煌的昨天”。当然，这些主张是滑稽的，而且完全不具备可行性。就像奥巴马前不久所讲的那样，“不公平”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作者：刘迪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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