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贵族女孩嫁给中国工人，相依几十年依然“青梅竹马”

【导读】许仙和白娘子因借伞而定情，这样的故事却真实地发生在1956年的中国，一位荷兰贵族小姐与一位北京电机厂工人之间。范·霍亨多普·米拉口述回忆了这些年来的作为“胡同媳妇”的人生。

千里姻缘“雨”“伞”牵

20世纪50年代初，我和母亲随继父（他是中国人）来到北京。当时我继父响应国家号召，作为爱国华侨回来支援建设。不过来的那几年，我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中国常住，更没想到的是自己会嫁给中国人。直到那天遇上他。

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民在等待公交车。而米拉和宝禄的爱情故事，也发生在一个秋天雨中的北京公交车站前

那是1956年9月的一天下午，突然下起雨，大极了。当时我正打着伞在果子市5路公共汽车站等车，忽然他就一骨碌躲我伞底下来了，可把我吓了一跳，等稳住神再一看，原来是个帅气的中国小伙儿。他见对面站着的是一个外国姑娘，先也吃了一惊，接下来试探着用汉语向我道歉。没想到我的“京片子”说得这么溜，这又让他又惊又喜，于是自然而然地和我攀谈了起来。那年，他30出头，我19岁。后来我们说，是一场雨和一把伞为我们的一见钟情结了缘。

话到投机千句少，我们越聊越想聊，于是相互留了地址，没想到第二天这个叫杨宝禄的“愣小子”就找上门来了。那天，格外阳光明媚，我听街坊说有个帅气的中国小伙儿在院外，开门一看，正是他。

▲60多年前，当30岁的宝禄第一次来找19岁的米拉，可是在这个院门外？

各种投缘很快使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我们聊起中国的历史、聊北京人的生活。甚至，这种朋友的感觉更微妙地往前进了一步：他觉得自己要找的人终于出现了，我也觉得他是我第一个看上的男子汉。我大姐猜出了我的心思，禁不住埋怨我：“又不是自己条件差，干嘛非找个外国穷小子？”我说：“不是找的，是碰上的，我喜欢这种浪漫的感觉。”

万里鸿雁“两地书”

那时，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三年，再过不到一个月就要回荷兰了，回国的机票也已经订好。可是，这场雨中的邂逅却让即将告别中国的我对他——异国他乡的知己难舍难离。在我返回荷兰前的20多天，我们俩揭晓了彼此相爱的谜底。在那段如流水般甜蜜短暂的时光里，我们去了颐和园万寿山，去了王府井东安市场，还在市场里的怡生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作为定情信物。我对他说：“要是爱我，就等我几年。如果有缘，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米拉和宝禄的定情照

回到荷兰后，我和他开始了鸿雁传情，一直持续了三年零三个月。这期间，我在海牙的邮电局工作，晚上还要去中国餐馆打工，既为养家，也为攒出回中国的路费。可是一开始，我重返中国的愿望却并未得到家人的支持。那时候，我每天都憧憬着和他有一个温馨的家，和他手牵手一起慢慢变老。女儿的心事怎能瞒得过亲生母亲。一天，我母亲问起了这件事，我也向她承认了一切。她听后，眼睛睁得大大的，说：“你和他认识时间不长，他又在遥远的中国，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了解吗？”此后，不论我怎么说，她都坚决反对我和他交往。其实，我母亲在中国时见过他，对他也印象不错，但毕竟是当妈的，总会担心自己的闺女远嫁他乡会受苦。

为此，我母亲还发动亲友，大家苦口婆心齐上阵来劝我。他们甚至还给我安排了一次次相亲，介绍许多他们认为优秀的荷兰小伙儿和我认识。但是，此时的我，心早已飞到了中国。我暗暗对自己说：“虽然他比我大13岁，离过婚，还带着和前妻生的女儿，但是我愿意当这个后妈，也会当好这个后妈。”他知道情况后，也给我母亲写来了信，承诺一定会对我好。渐渐地，他的博学、稳重也一点点赢得了我母亲的认可。带着我们俩共同的决心，我最终说服家人，去中国追寻爱情。

1959年年底，我乘国际列车从荷兰经苏联踏上了重返北京之路。经过七天七夜，1960年1月1日，我终于回到了北京。

胡同媳妇炼成记

我回中国那年，正赶上紧张的年景，各种物资紧缺，购买生活用品都要用票。我从满洲里进入中国境内时，海关工作人员问我：“你是来中国定居的吗？”我说：“我男朋友在北京，我是来和他结婚的。”这位工作人员听后看着我，很不理解的样子。

▲有情人终成眷属

1960年2月10日，我和他步入了婚姻殿堂。我在自己的中文音译名字前加上了丈夫的姓，改名杨米拉，为此还被他戏称为“羊把大米拉回了家”。婚前，我加入了中国国籍，为了不要太惹人注目（毕竟那会儿中国涉外婚姻还不多见），我还把自己的一头金发染成了黑发。从此，我从荷兰姑娘成了老北京胡同里的“洋媳妇儿”。

尽管作了各种准备，但刚开始，我们的婚姻还是因为我长了个外国人的模样而遇到了一些“小插曲”。我们搬到东四四条的四合院之后，东四派出所的民警小王连续四天跑到我家来了解情况，原来他以为我是特务呢。误会消除后，我们也交上了朋友。他退休后我们还见过，当然他现在早已是老王啦。

▲东四四条胡同的历史可上溯至明清时期，甚至更早

在东四四条41号院里，我们一住就是近50年，我也把自己“锤炼”成了一名地道的北京媳妇。买菜、做饭、生炉子、买蜂窝煤、储藏大白菜，这些当年老北京的胡同记忆都活生生地刻在我心里，因为样样都干过。

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很多中国家庭都节衣缩食。这时候我这张外国人的面孔可就派上用场了，经常可以去外国人才能去的商店，比如崇文门内的国际友谊商店，在里面可以买到面包、黄油、香肠、火腿、巧克力等各种很多外面买不到的东西。一些街坊和朋友听说后，也经常托我“代购”。那会儿我可没少跑友谊商店，有时一天要去好几趟。连友谊商店的售货员有时候都私下里托我帮她们买东西。四处“代购”之中，我忙得团团转，却乐在其中。

我们婚后育有两子一女，加上他和前妻所生的女儿，家里人口不断增多，加上体弱的婆婆，上有老下有小。尽管他那时候是北京电机厂的总工程师，每月工资有225元（是普通人的六七倍），但生活也难免拮据起来。为此，他做起了家庭账本，要求把家中每月开销逐一记录下来。从房租、水电到买菜、生活用品等各项开销，都要记录，连几分钱都不放过，每个月还要对账。我原本生性大大咧咧，一开始对这事还不大能接受。不过我明白，困难时期多亏了有这个账本，如果不精打细算，日子真不好过。回头看，我们家的这个传统，那一大摞厚厚的记账本中所记载的琐碎日子，不正是我们患难与共的爱情见证么。

小家庭里的“改革开放”

1981年，我婆婆去世。这时，一直照顾孩子和婆婆、做了21年家庭妇女的我也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英语热遍及全国，懂得多国语言的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在他的支持下，我先后在清华、北大、北工大、二外等高校担任外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介绍的，到清华大学电机系教老教授们英语，这样他们出国考察就不必再带翻译了。

当时，中国人兼职教课每小时1.5元人民币，而我作为外教每小时能赚5元。后来，随着经验和“人气”提升，我的收入也慢慢增加，最后能到每小时30元。这在8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算相当高了，那时很多人一个月才能挣不到100元。当然，让我最“得意”的还是自己教过的学生，当外教13年，教过的学生已有上万人，有的还考入联合国当翻译。不少学生一直都有联系，还经常去看我们。

自从我出去工作并有了收入之后，我们就在家里搞了一项“改革开放”——引进并实行西方的AA制。很多中国人都是在改革开放若干年之后才知道AA制的，可我们俩很早就开始AA制了。除了家庭共有开销，我们各自掌管、支配自己的钱。别看他当年在家里搞记账本“计划经济”，但接受新事物也很快。

早已老头老太，依旧青梅竹马

甜蜜的时光总是短暂。一晃我成为北京媳妇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他搞了一辈子技术研究，退休后仍然忙着搞发明并申请了六项专利，此外花心思最多的就是按照国家标准、参考了多本营养学书籍创制了一套在东四社区广为流传的“营养食谱”。我们老两口还在东四社区做起了健康饮食的宣传员，只要有街坊邻居或亲戚朋友到家里来串门，就把自费复印的营养食谱送给他们。我在饮食方面除了入乡随俗，到现在还保留了喝咖啡的习惯，只不过没有工夫去煮，多半都是喝速溶的，咖啡壶早都被我当水壶浇花用了。

▲这辈子，有你就幸福

除了科学饮食，我们俩还有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健身方法。他的方法是步行，我的方式则是扫大院，在嫁到东四四条41号院的几十年里，这个原来的四合院已经变成了有11户居民的大杂院，但我一直打扫公共通道，把这叫做“免费的健身锻炼”。近半个世纪来，几乎每个冬天我都会做一大盆可口的荷兰泡菜，除了自家吃以外，还给街坊四邻送去尝尝。

50多年了，我亲眼目睹、感受了中国的变化。记得刚结婚那会儿，我母亲还经常从荷兰给我们寄包裹，都是些吃的或者小孩子衣服什么的，因为那时中国物资紧缺。可现在，你想要什么都能随处买到，实在太方便了。现在，我们的孩子都已成家立业。说来有趣，我们的大女儿索菲远嫁回我的家乡——荷兰。

如果我当年留在荷兰，凭着贵族身份也许能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到中国来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更踏实、更幸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早已老头老太，依旧青梅竹马”。这么些年来，我早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和独特韵味，也早已爱上了中国。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卫中

摘自《纵横杂志》范·霍亨多普·米拉（杨米拉）口述，肖榕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