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早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机制概念？让我们来看一看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曾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何中国几千年创造发明了这么多科学技术，但现代科学的诞生却并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也就是所谓“李约瑟之谜”。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谜题:为何中国古代曾经有那么光辉的历史成就，现代经济科学却没有在中国诞生，或者说中国经济思想为何没有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科学，而要从西方引进经济学。对此问题，经济学界也有一些讨论。黄少安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地大物博，不存在严重的资源稀缺，因此以资源稀缺为假设前提，以竞争为主线的经济学不发达。易纲则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经济科学的发源地，与语言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有关，与形式逻辑的欠发展有关。从经济思想的学术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学术比较注重事物内部各方面、各环节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作用，缺乏分门别类的精细研究和共同话语的范式构建，从而影响了整个经济思想理论图像的清晰度。

其实，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本蕴藏着诸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元素，孙中山甚至在1912年就提出“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的说法。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贡献和历史地位，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这里仅介绍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所给予的肯定。

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利·施格在其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写的序中就指出，儒学“是一伟大的理财体系，伟大的道德与宗教体系”。陈焕章学贯中外、兼通古今，其专著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诠释儒家经济思想，无疑为国际学术界系统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打开了一扇大门。凯恩斯1912年曾在为《孔门理财学》作的书评中花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转述中国的货币制度和思想，并指出汉代贾谊、宋代袁燮、明代叶子奇等“中国学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和数量理论”。

除了儒家经典的经济面向广受宣扬之外，道家老子的治理哲学和经济思想，以及司马迁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在国际上得到了较大范围的传播和认可。1966年9月，哈耶克在朝圣山学社东京会议的讲演中就曾指出，《老子》第57章的“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这句话，正代表了他“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精髓。奥地利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穆瑞·罗斯巴德在其著作《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中对道家思想也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庄子重申并发挥了老子“清净无为”的思想，是第一位发展出“自发社会秩序”的思想家，比西方发现这一思想的蒲鲁东和发扬这一思想的哈耶克要远为超前。著名经济学家莱斯利·杨格则认为，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于《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的概念，以及“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水之趋下”，而斯密在创作《国富论》之前去法国访问，杨格推断斯密曾直接从杜尔阁及与之熟识的两位留法中国学者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很多经济概念，可以发现其往往缺乏一致公认的定义，内涵和外延常常因人因事因时而异，这就导致难以形成具有可继承性的学术传统。并且，在重务实轻玄想的思维习惯下，由于注重综合而忽视分析，注重人文意蕴而忽视科学内涵，注重规范性质而忽视实证性质，古代思想家们鲜有将这些零散的经济思想归纳、演绎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经济理论体系，对客观经济现象的认知停留在直观性、表面性的经验层面，没有上升到抽象性、思辨性的理论层面，从而未能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科学。那么，是不是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因此就没有现代意义了呢?　显然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价值:其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其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建立中国经济学派提供思想牵引;其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中国式管理提供哲学基础。

（节选自《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刊2016年2月26日《报·学人》）

作者：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 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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