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上疏劾内阁首辅费宏？ ——论辑佚未当对人物研究的影响

王阳明

今日但凡做文史研究，特别是人物研究者，无不重视该人本集以外佚文遗诗的辑录，期待有新发现，能够“纠正和解决误案、错案和悬案”。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具备基本的文献阅读和判断能力，在具体操作上又要审慎明辨，去伪存真。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束景南教授《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一书201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初读之下，觉可议之处甚多。2015年又见印行所谓“增订版”，再次翻阅，个中问题大多未及修正，遂撰小文《释守仁不是王守仁：阳明佚文辨析》（载《学人》311期），囿于篇幅，未能如朱鸿林先生《明儒学案点校释误》（“中研院”史语所1991年）那样对原书作通盘纠谬，但效法陈援庵先生《校勘学释例》之体例，分类举例《辑考》中错讹六十馀处，涉及“佚文”二十五篇，以期作者之后续研究能谨慎从事，出版社再印时能详加校正，并提醒阳明学研究者使用该书资料时须小心判断。拙文刊出后不久，见到鹿博先生的商榷文章《评〈王守仁不是释守仁〉》（载《学人》316期），小扣而发巨响，甚感欣慰；然而文献考订之事，非正即误，不管谁误，有误必究，若何婉转而言商榷？阅读之后，乃知仅仅是对我指出的《辑考》中误收之阳明“佚文”十篇的曲护而已，遂不欲再置一词，想稍入文献学之门者自能分辨。

其后2017年11月，束景南撰《王阳明年谱长编》（下简称《年谱》）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皇皇四册百馀万字，可以讨论的余地似乎依然颇多，因无闲暇通盘考核，兹先借报章一角，以一例而略谈辑佚未当对人物研究的影响。因此种情况，非阳明研究中所独有，在其他文史研究领域也时有可见。

《年谱》嘉靖四年十月有“以京师地震上疏荐杨一清，罢去首辅费宏，不报”一条（页1720），录 所 谓  阳 明《京  师地震上皇帝疏》千言，出处标注为“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十六，阳明文集失载”。下又加按语，累累千馀字，判定“阳明与费宏早有宿怨”，“真意在假荐杨一清入阁，攻罢费宏也。阳明此疏虽不报，但从十一月遂招杨一清直内阁观之，可见阳明此疏起作用矣”（页1724）。读者乍观阳明此“疏”，神为一旺，《年谱》作者搜得如此重要的阳明先生的隐逸文字，实是近日阳明学研究之功臣。

对此重要发现，上海古籍出版社査明昊编辑亦曾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揭出：“新得《京师地震上皇帝疏》一文，知阳明欲借京师地震上疏举荐杨一清，攻罢内阁首辅费宏，此文言词颇为激烈，剑拔弩张，前所未有。盖费宏乃元老重臣，为世宗所宠幸，权势不衰，于嘉靖十四年竟又一度入阁，以致阳明门人钱德洪编《阳明文录》时未敢将此疏编入，而作《阳明先生年谱》竟亦未敢言阳明上疏事，遂掩盖两人矛盾。今得阳明此疏，终于真相可大白矣。”（《迥出同时学人的朱子、阳明研究》）查文不但总结了此一发现的重要意义，而且还猜度了此疏为何未能收入阳明文集，及阳明年谱不记此事的原因：原来是钱德洪害怕费宏而不敢。

然而略考阳明生平行历，对此疏又不能不产生疑问。按嘉靖元年二月阳明尊人龙山公去世，此后三年阳明均在越中守制。服阕后，虽有荐举，而未能用。何以嘉靖四年十月阳明尚在野，忽忽上一奏疏攻讦内阁首辅费宏，至谓“臣遐荒疏逖，粪土之臣，平生未识宰相一面，去京师万里”，“不避斧锧之诛”，激切一至于此，殊不类阳明平日言行。又阳明与费宏久已相识，此何以言未识一面？且疏中言“今地震京师，且在十月者”，按《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礼部类奏四方灾异”（卷五十六），其中地震六十三次，但十月京师并无地震，则疏中所言为不可解。

检《世宗实录》嘉靖四年八月二日条云：

四川副使余珊上言：时事渐不可终者十，曰纪纲渐颓，风俗渐坏，国势渐轻，夷狄渐强，邦本渐摇，人才渐凋，言路渐塞，邪正渐淆，臣工渐暌，灾异渐臻。此十渐者，率由首相非人，徒以奸佞伴食怙宠，上激天变，下致民怨，中失士望。愿亟去之，更求应变如杨一清，厚重如石珤者，同置左右。又言：献皇帝好贤礼士，容物恕人，今议礼诸臣，言偶未合，谪配死徙，朝宁为空。恐非献皇帝意也。苟非其意，虽尊以天子，养以天下，庸安乎？陛下何不起而还之，使骏奔清殿，以慰献皇帝之心。疏下所司。

《实录》所载余珊奏疏，虽为提要节略之本，但与《年谱》中所谓阳明《京师地震上皇帝疏》中“奸佞伴食恬宠，上激天变，下致民怨，中失士望”诸语略一复核，即知实为同一篇，然则嘉靖四年上疏指斥首辅费宏者非王阳明，而是余珊无疑。按余珊字德辉，桐城人，正德三年进士，嘉靖四年时任四川按察副使，疏中“平生未识宰相一面，去京师万里”，均可落实。余珊传见《明史》卷二〇八，中有云：“嘉靖四年二月，应诏陈十渐，其略曰……疏反复万四千言，最为剀切，帝付之所司。其所斥辅弼第一人，谓费宏也。”本传所言之二月，当是余珊奉诏初撰之期，《实录》所记之八月二日，则为送呈御前之时。本传录疏文一千三百馀字，约当全疏十分之一，此史传体例为然，不可能尽录全本。

《皇明经世文编》（崇祯刻本）中的《陈言时政十渐疏》

《皇明疏议辑略》（嘉靖刻本）中的《陈言时政疏》

余珊身后文字多有散失，万历间乡人马孟祯“录其遗篇，惜十九而佚，仅得奏议诗词若干卷，为言以授之梓”，并云：“世庙御极，应诏陈言疏时事十渐，恳恳万馀言，通达国体，即汉长沙未能远过。而语多侵权相，疏上七日不报，几复不免。至今从  《皇明奏议》《大政纪》诸书读其言，慷慨激切，犹凛凛有生气，非刚肠出自天植，讵能若此？”（《余廉使奏议序》，载《桐城马太仆奏略》附录，光绪刻本）《余廉使奏议》今日已无传本，幸而此一万四千馀字奏疏为当时名作，传播甚广，其全文载于明人所编奏议总集，如张瀚《皇明疏议辑略》（嘉靖刻本）卷四，名曰《陈言时政疏》；又孙旬《皇明疏钞》（万历刻本）卷四，名曰《陈言十渐疏》；又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崇祯刻本）卷一百六十七，名曰《陈言时政十渐疏》。亦载编年体史书如雷礼《皇明大政纪》（万历刻本）卷二十一。各本文字基本相同，其中仅有数字异文，则是版刻之常情。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燕京大学民国铅排本）卷二十六中的两段内容析分示意图。其中包含了王阳明寄杨一清书、崔铣《洹词》、崔铣《士翼》、余珊《陈言时政十渐疏》四种文献片段。

《年谱》据《西园闻见录》录得者，除开头“古之大臣不荐士人皆责之文侯之择相以”十七字外，悉是余珊疏陈“十渐”之后提出的相应对策中的一部分。而开头十七字，实是崔铣撰《士翼》（嘉靖刻本）卷二《述言中》第三十四条文字之一部分：“古之大臣不荐，士人皆责之。文侯之择相，以其所荐之士之品为差。噫，斯道之废久矣。”“以”字下“系天人之去留”起始为余珊疏文，但节断于句中，致无法卒读，原文为：“言动关君德之失得，设施系天人之去留。”

以《皇明疏钞》等本勘对，《西园闻见录》本余疏有误字数处，如：“庶克颠”，“克”当作“免”；“伴食恬宠”，“恬”当作“怙”；“正古所谓有圣君无贤佐”，“古”当作“臣”；“虽有金枙之固”，“枙”当作“柅”；“仕三边者”，“仕”当作“在”。又有数处《西园闻见录》本不误而《年谱》作者抄错者，如：“系天人之去留”，“天”误为“夫”；“而不必如范升之诋诮”，“必如”误作“知”；“岂不激成天变也哉”，“天”误作“大”；“雨水不时”，“雨”误作“而”；“赤风主火灾”，“火”误作“为”；“亲切化原”，“切”误作“戚”。

再说前面提到的地震问题。余疏第十渐“灾异渐臻”中有云：“淮海扬波，驾出三江之上；京师地震，再见十月之阴。”下对策中再言：“今地震京师，且在十月者。”京师地震是国家重大灾变，嘉靖四年十月若有震，实录、国史、方志岂会全无记载。故此“今”字，非是实指余珊上疏之嘉靖四年，乃指今上即位后发生之事。考《世宗实录》卷十九嘉靖元年十月二十日条：“礼部类奏灾异。得旨：‘上天示戒，近日京师地震，各处地方灾异迭见。朕心警惕，与尔文武群臣同加修省，以回天意。’”同月十二日条有记：“甲申亥刻，直隶永平等府地震有声，次日连震数次。”北直隶永平府当今日之唐山、秦皇岛等区域，在京师左近，地震而京师强烈有感，故帝直云“京师地震”。当代地震史学界亦将世宗所云“京师地震”与永平等府地震视为同一事件（王越主编《北京历史地震资料汇编》，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年）。

抑更有可论者，若研究者能从史料上追溯来源，谨慎采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认颜标为鲁公之尴尬。即如此篇所谓阳明《京师地震上皇帝疏》，其出处为张萱《西园闻见录》。按张萱字孟奇，号西园，博罗人，万历、天启间“采摭前言往行，自洪武以迄万历，为《西园闻见录》”（卷首作者缘起）。其书卷帙繁夥，三百年来未有刻本传世。至民国二十五年，哈佛燕京学社得见两种抄本，一为明代蓝格抄本，一为清光绪间抄本。原书“志在兼采，亦间有失之眉睫者。门目纷繁，出入先后，微伤凌杂。大约孴集之功多于考订，殆书成晚岁，精力衰谢，不及细审，稍失剪裁”（卷末邓之诚跋），而两种抄本“皆错讹百出，几于不可句读”（卷首哈燕社校印缘起），书经曹思成、侯仁之、邓之诚三人校阅，始克刊行。此种明人抄缀而成之大书，且以写本为底本，又经手民铅字排版，其间乌焉混淆，错简杂揉，当不能免。今人利用其书，须倍加谨慎。

《年谱》从《西园闻见录》卷二十六辑录之奏疏，全段以“又曰”二字领起，而其前面一段以“王守仁寄杨廷和书”开头，遂以为后“又曰”一段亦同为阳明文字。殊不知《闻见录》所载此两段皆有误。前“王守仁寄杨廷和书”一段有二误，其中“明公进秉机密”至“神之以”，确是阳明书札文字，见《阳明先生集要》文章编卷一、《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皆作《寄杨邃庵阁老书》。杨邃庵即杨一清，此作杨廷和，其误一。以下“群臣虽刘基之智”至段末“胡患于不治耶”，是崔铣《洹词》卷八《政论十篇·重辅》中语，非阳明书札，其误二。下段“又曰”领起者，其开头“古之大臣不荐士人皆责之文侯之择相以”十七字是崔铣《士翼》卷二《述言》中语，其下则为余珊《陈言时政十渐疏》。

综而言之，《西园闻见录》卷二十六“王守仁寄杨廷和书”及“又曰”两段，实际先后包含了王阳明寄杨一清书、崔铣《洹词》、崔铣《士翼》、余珊奏疏四部分内容，其间又有错字夺字、节略未完等情况，已不必再具论。

今日但凡做文史研究，特别是人物研究者，无不重视该人本集以外佚文遗诗的辑录，期待有新发现，能够“纠正和解决误案、错案和悬案”（上引査文）。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具备基本的文献阅读和判断能力，在具体操作上又要审慎明辨，去伪存真。上述这一误将余珊奏疏阑入阳明名下的例子在《长编》中并非个案，而且这类问题也不仅限于阳明学研究，别的领域也时有发生。文献董理，常常面对原始文本混淆差互的情况，若不加以细考析分使其怡然理顺，其间种种抵牾难通之处又不加疏解，便囫囵屯却，引申侈论，只能欺古人不能起而自辩，徒滋读者之困惑而已，其欲“迥出同时学人”，岂可得哉。

作者：秦蓁（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刘迪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