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伯启壶及其全形拓本琐谈
图一
上海博物馆新近入藏一件精美的西周晚期青铜器——芮伯启壶（图一）。壶高40.3厘米，口径11.2厘米。盖顶装饰精致的卷体凤鸟纹，盖身环绕一周横向立体蝉纹。壶身颈部为一周波曲纹（或称为山纹）；腹部由横竖排列的立体蝉纹分为四个纹饰块，每块皆装饰横列的三组波曲纹；圈足为一周立体蝉纹。颈部下两侧设置兽首贯耳。器盖内同铭：“芮伯启作釐公尊彝”，意为芮国国君启为其父所作的祭器。
蝉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之一，其形象多为突显的双目，近似长三角形的体部，腹部有节状的条纹，或有足，或无足，表现方式皆为浅浮雕，而芮伯启壶的立体蝉纹装饰在目前所发现的青铜器中仅见，且铸作精美，因此，这是一件罕见的青铜艺术珍品。芮国肇始于商末周初，秦穆公二十年（前640）芮灭于秦，关于芮国的文献记载简略，史料缺乏，因此此壶又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芮伯启壶于清咸丰年间出土，曾先后由清末大臣端方、日本细川护立、英国乔瑟普·埃斯肯 纳 茨（Giuseppe Eskenazi）收藏。直至2011年由国家重点珍贵文物专项经费征集，2018年调拨上海博物馆，如今在青铜器展厅醒目位置展出。
芮伯启壶由端方收藏时，曾制作过一副全形拓立轴，此拓本后归于福开森，福开森将其捐赠于金陵大学，如今收藏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参见聂婷《福开森与中国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这幅全形拓的画心上方为芮伯启壶盖内铭文拓片，下方是赏家们留下的题跋（图二）。
图二
细察此张全形拓，有以下特点：
一、器盖铭文为单独施拓。
二、壶盖顶部凤鸟纹周围有白描勾线痕迹，凤鸟纹亦无立体透视之感，可能是选取凤鸟纹部分纹饰填充施拓而成。但通过比对实物盖顶的凤鸟纹之后，发现两者有相似之处却又不能完全一一对应，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应当是顶盖纹饰分多次移纸选取不同部位而拓，而且在托裱过程中有所变形。
三、壶盖四只蝉纹拓片形状各不相同，拓片墨色层次分明，两边蝉纹微微上翘，亦无收缩变形，应为逐个对齐所需位置上纸施拓。壶盖其余素面部位，通过墨色浓淡表现质感，无明显线描痕迹，亦无壶盖锈蚀痕迹，由此判断壶盖除凤鸟纹与蝉纹之外，当不是在原器上所拓。
四、壶身口沿处为器身铭文局部，下为颈部波曲纹。对比实物，颈部纹饰能和原器对应，当为原器所拓，只是位置与原器不同。
五、壶身内外均有手绘勾线痕迹，尤以蝉纹与波曲纹之间分界线最为明显。壶身周遭蝉纹与勾线内的波曲纹饰细节丰富，应是器上原拓所作。
通过观察细节，大致可以推测这张芮伯启壶的全形拓，不是木刻翻拓版，而是采用先在拓纸上绘出器盖和壶身线图，后按所需位置，上纸拓出器盖铭文、壶盖、器身等的部位的纹饰，最后通过器外施拓的方法将器身余下部分补全，并通过墨色浓淡表现出整器近似明暗的灰度关系。
传拓产生于汉、魏之际，最晚不超过南北朝时期。可分为平面拓和全形拓。在清代之前一直用的是平面拓。平面拓通常是将纸吸附在传拓器物的表面，用拓包上墨拓出器物的纹饰与文字。其特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被拓器物，如复印一般。在传拓技艺千年的流传中，演化出了许多不同的技法。按拓法可分为擦拓和扑拓等；按传拓用墨种可分为松烟拓、油烟拓、蜡拓等；按拓片墨色可分为墨拓、朱拓、彩色拓；按拓技可分为淡墨拓、浓墨拓、乌金拓、蝉翼拓等。平面拓片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器物上的铭文和纹饰，但却无法让人了解器物的全貌。于是在金石学兴盛的清代出现了全形拓。
全形拓是指拓制有器物全形的拓片。在拓制时，首先需要准确测量出器物的各部位尺寸，较早时候采用以灯取形，后有用卡尺测量、照相等方法；其次要用笔绘出一比一的立体线图。根据拓制技法不同，可分整纸移拓、分纸拓、刻板翻拓、器外施拓和颖拓等，也有各种方法互相结合之法。
整纸拓法需将拓纸按图稿各部位在一张纸上按所需位置依次上纸逐步施拓。遇到曲面弯折处，则需多次移纸分次拓制，最后在一张整纸上形成全形拓效果。此种方法颇为费时且难度较高，但特点是所拓内容大多来自原器物，拓片表面肌理既接近器物真实原貌，又能表现出全形立体质感。
分纸拓法则先分别用纸拓制器物各部位，然后依线图将各部位拓片分别截取，拼接于一张纸上形成一张完整的全形拓。此种方法，施拓难度要小于整纸拓，拼接修补后效果亦立体生动。
刻板翻拓与整纸拓、分纸拓在原器物上施拓不同，多以线图或照片为底本，翻刻出深浅不同的底板，将纸上于底板，再上墨锤拓，墨色深浅层次完全取决于拓师的美术功底和传拓经验，以此做出立体层次之感。此种方法避开了在器物上难以拓出曲面透视的难题，但所拓内容已经脱落了器物本身，虽能较为直观地见到器物的形状，却无法表现出原器上的各种细节特征，得其形却不得其神。不同层次的纹饰表现在同一平面上，是此类全形拓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图三
据《金石屑》载，青铜器全形拓技艺起源于清道光年间嘉兴马起凤，后由其弟子僧六舟发扬光大，代表作有《剔灯图》（图三）等。著名收藏家陈介祺（陈簠斋）亦和拓师一起，运用全形拓技艺拓制自己的藏品，如师汤父鼎（图四）等。由于借鉴了西方绘画和照相技术，到了民国时期，无论在器型透视比例的准确性，还是在通过墨色表现的明暗关系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图四
全形拓技艺在照相术尚未普及的年代，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示器物本身的细节，从而方便了当时的鉴藏者；而制作精良所带来的艺术性，一直以来也是全形拓备受人们珍爱的原因。
作者：李孔融（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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