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郭绍虞(复旦大学教授)
三
1990年代初,物质已经有点丰富,精神生活也随之日渐精致起来。对每个初尝独立滋味的孩子来说,walkman因此就特别重要。一台walkman就是一个世界。插上耳机,就隔绝开一个人和一切你不愿意及时回应的声音。同一寝室的室友,可以是共用一副耳机同进同出的闺密,也可以是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的陌路人。
现在的人,手机就像长在手上,一分一秒都离不开;那时的我们,耳机就像长在耳朵上,恨不得上课也不摘下来。东区的女生,比较有钱的,会时不时跑去音乐书店买来各色各样花花绿绿的磁带,填满自己的这一块声音空间;手头比较拮据的,也会去三教的电化室,以学外语的名义,拿蹩脚的简装空白盒带去拷满“Yesteday Once More”“Country Road”……这样的英文歌曲。五角钱拷一盒,听到烂熟才会听坏。打开walkman,插上耳机,这些美妙的声响瞬间弥漫进各人的身心,除了那个与你分享过耳机的闺密,与任何其他人无关。
也有一个寝室六个人共享声音记忆的时候,那便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半。每到这个时候,回到寝室里休息的同学,总会有一人打开一台迷你收音机,拔掉耳机,全寝室就充满了“小说连续广播”演播员魅惑人心的声音。现在想来,《穆斯林的葬礼》不是一部完美的小说,但那时候,大概因为讲的是文科女生的家族和感情经历,楚雁潮和韩新月的凄美爱情故事听得女生们如醉如痴,神魂颠倒,每天白天听、晚上听(晚上熄灯后有一次重播),大有集体中毒之态。
还有一次共同的声音经验是1993年9月的一天。那天,北京时间半夜里宣布2000年奥运会申办城市的投票结果,当时是北京和悉尼争夺主办权。凌晨两点多钟,寝室里静悄悄的,但谁也没有睡着。桌子上,一台小收音机在絮絮叨叨地直播投票。 “……悉尼,是悉尼。”杨澜满是失望和疲惫的语声从地球远端传来。不知是谁“啪”地一声关掉了收音机。谁都没有说话。大家各自翻了个身,算是把这一夜的失落掀了过去。
书法·于右任(原复旦公学教员,校董)
四
东区每晚十点准时熄灯,然后各宿舍楼大门上锁,再晚归的女生需要在阿姨那里登记。每到这个时候,东区铁门内外就会挤满难舍难分的情侣,上演一出出从现在这个年龄看过去显得十分夸张的爱情短剧。同时,从自习室缓缓归来的“单身狗”们则纷纷从一对对情侣身边目不斜视地飘过。
这就要说到非常难忘的一天。
那应该是1992年5月的一个夜晚。恰是晚上十点钟不到的光景,国定路上照旧熙来攘往,卖小吃的一众摊贩都还没有散去,背着书包的、塞着耳机揣着walkman的,用锅碗瓢盆端着点心的、搀着男朋友情话缠绵的女孩子们把东区铁门前窄窄的国定路堵得水泄不通。渐渐地,这常态的喧嚣又随着东区的四幢宿舍楼关门落闩、女生们熄灯安寝而安静下来。
恰是午夜时分。正当整个东区在初夏夜晚闷热的空气里沉沉睡去的时候,如同一声炸雷,突然,从东区北墙外的政通路上,喷薄出来一片遒劲有力的歌声:“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这歌声是如此肆无忌惮,热烈懵懂,相信那一晚听到过它的东区女生都会过耳难忘。我现在想到那个奇妙的夜晚,那一片来自毕业生的无拘束、无修饰、无畏惧、亦无悔意的歌声,就像电视里经常说的那样,“歌声穿过三十年”,这歌声就这样无忧无惧地一直回响到现在。
当年的《锺文》小报里,室友飞雪是这样记述的:
粗喉咙细喉咙、高嗓门低嗓门,在外面全然消融着它们的差别,不拘一格又齐齐整整热辣辣地扑上来。刹那间,我仿佛是行走在一望无边又无遮无拦的荒原上的旅人碰上了劈头盖脸的暴雨,无处可躲亦无须躲藏,一任雨点砸在头上鼻子上手上脚上。“噢……你何时跟我走……”……我几乎按捺不住飞奔出去这就跟他们走的念头!
始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飞奔出去跟他们走了,然而这1980年代文化生活的“蛮性的遗留”,也顺便铭刻进了1990年代初的校园记忆里。
2019年7月19日
作者:孙洁
编辑:吴东昆
本文配图均选自“翰墨复旦,卿云糺缦——复旦大学书画篆刻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书画展”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