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波德莱尔在他笔下相遇，其西方影响力甚至不亚于林语堂

80多年前，能写擅画的蒋彝在伦敦出版《湖区画记》时，不会想到他用英语写给西方读者的这些文章，有一天会回译到中国。《日本画记》《巴黎画记》《旧金山画记》陆续翻译出版，陈子善教授见这些书被归入“画册”或“游记”，觉得“出口转内销”的蒋彝被低估了：“20世纪能用双语写作的中国作家里，蒋彝的影响力堪比林语堂。他在英国文化圈地位很高，他和老舍在伦敦的故居，那都是被英国人挂牌的纪念地。”

蒋彝在1933年离开家乡九江，赴伦敦游学。他没有受过科班的绘画训练，启蒙来自旁观父亲画扇面，学龄时，名画师孙墨千给他的堂兄弟上私课，他从旁观摩偷师，那位不成器的堂兄弟没学出名堂，蒋彝却学到了扎实的基本功，15岁时能画罗汉观音，引得家乡的很多僧人上门求画。初抵伦敦，蒋彝学的是化学，没想到第二年，在一次植物主题的画展中，他画的翠竹和春江水暖图引起伦敦艺术圈的注意。时也运也，这年底，徐悲鸿和刘海粟在英国的画展异常轰动，中国艺术激起西方看客的好奇心，都想看出些“门道”却又不甚得法。在这样的背景下，伦敦的书商约蒋彝写《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在懂汉语的英国友人的帮助下，蒋彝以很简单的英语写成这两本普及中国艺术的小书，销量和反响俱佳。

蒋彝“画而优则文”，以英语写作进入西方文艺圈，是抓住了难得的机缘。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30年代，因为时政格局的变化，中国逐渐引起西方的关注，这种关注从地缘政治扩散到东方文化。林语堂和蒋彝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中国代言人”。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苏东坡》等作品，是对中国文化的“祛魅”，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与此同时，英语世界的人们也会好奇“中国人怎样看待西方”，蒋彝的写作呼应了这部分的诉求。

蒋彝出版第一本《湖区画记》时，给自己取了名号“哑行者”，英语“silent traveller”直译是“沉默的旅人”，“哑”或“沉默”并非因为语言不通，更多是强调作者来自于异文化的身份。湖区被视为英国诗人的后花园和文学的摇篮，蒋彝以“中国身份”和“异乡异客”的视角打量英国风物，这种反差让当时的英国读者大感新鲜。《湖区画记》之后，《伦敦画记》《牛津画记》《爱丁堡画记》《都柏林画记》……每本都成超级畅销书。

曾有人非议，蒋彝的书卖得这样火，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多是女读者们冲着他的颜值去。这自然是贬低他。蒋彝的特殊在于他以年少时积累的国学素养在西方的语境里创造了一种新鲜的表达方式。他的“画记”图文并茂，画是国画的底子，他用中国传统山水的笔法画遍英国的乡间风景和巴黎的风华，让欧洲人觉得熟悉的风景熏染了异域风情。并且，他的旧诗造诣很好，兼写得一手好字，他用隶书小楷写就的一首首七绝，在西方读者眼里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国画”，自带中西合璧的风流。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盛赞蒋彝“才华迷人”，因为“他能透过中国之眼看英国文化”。

蒋彝始终在创作中坚持“中国身份”，贡布里希形容的“中国之眼”也是恰如其分，但蒋彝摆渡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写作，既不试图把异邦文化奇观化，更不把东方底色的“自我”奇观化。他把联想和迁移的艺术想象力，化作不同文化之间珍贵的共情。当他欣赏巴黎多非内街的红墙旧屋时，写到珊其尼夫人成为元帅夫人前，曾是塞纳河畔洗衣女，这个法国洗衣姑娘的故事牵扯出2500年前中国战国时西施浣纱的传奇。因为圣路易岛上的一道彩虹，李白和波德莱尔在他的笔下相遇。他在塔玛佩斯山顶远眺湾区夜景时，看到黑暗包围着漂浮的霓虹灯彩，笔锋一转：“这会不会是四大天王率领着手握火炬的扈从，列队缓缓越过大海。”“这景色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所有的灯光于黑暗中远去，勾起我的乡愁，让我忆起自己与父亲在盂兰盆节之夜登上故乡的山丘。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我一直漂泊海外，将来是否有莲花灯指引我回到生身之地？”

一次又一次，蒋彝用他的画笔和文字，让宛如平行宇宙的历史事件和文化时空相遇，它们之间不存在优胜劣汰，而是普遍的“人”所分享的记忆。他曾引用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世界已然是我的家，不同的人给我不同的果实，使我的人生得以升华。”这是蒋彝追求的写作境界，也让他的作品值得今天的读者“再发现”。

作者：柳青
编辑：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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