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陌上》到《他乡》，故乡“出不去、回不来”的困境意味着什么

作家付秀莹的《他乡》，首发今年《十月》杂志，新近推出单行本。这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主题的小说，书写了翟小梨从跳出农村到上广播学院求学、屡次更换工作，再到到北京读研究生，最后成长为知名作家的职业经历，同时也写了她的几段感情经历和婚姻家庭生活所面临的种种烦恼。小说是对乡村的一种回望，与其前期创作有诸多的延续。从《陌上》到《他乡》，付秀莹的书写一惯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温情，是一种荷花淀派写作的传承。

《他乡》与之前的作品延续中又有所突破不同，早期的很多作品缺少矛盾冲突，在文字的流淌之间将人的命运体现出来。这一次打破了固有的风格，小说带着很强的问题意识，将一个个现实问题抛了出来。小说着墨最多的是小梨的婚姻经历，回顾她十多年婚姻生活成了小说主要的故事情节。

在《他乡》中，从上一代人开始，婚姻都是出了问题的，虽然在对子女冷漠的态度上保持了一致，但是幼通直接揭示，父母之间没有爱情，而且，他们的婚姻观，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婚姻，幼宜对婚姻的恐惧与排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不想成为母亲那样的人。到了幼通和小梨这里，婚姻也有着很多的外部缘由，譬如未婚先孕、为了一纸户口，即便与幼通一开始为了爱情的婚姻到最后也不理想，幼通和小梨因为工作的不顺开始矛盾重重。虽然最后兜兜转转两个人又复婚，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孩子、为了完整的家庭，而非爱情了。

付秀莹用女性的细腻文笔，将一位被婚姻家庭生活折磨的遍体鳞伤的女性呈现出来。女性面临的所有困惑几乎她都赶上了——未婚先孕、引产、婆媳不和、丈夫不上进、家庭破裂，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或者说心灵的慰藉，走上感情的歧途。生活的困顿让她常常以泪洗面，小说充满着愁绪，像是饱受婚姻家庭生活摧残的怨妇回忆录。作者在文中直接提出了中国人特殊的伦理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是不清晰的，特别是亲人之间，正是这种包含着社会问题、伦理问题、人性问题的特殊伦理关系左右着婚姻。

小说也书写了由农村走出的孩子翟小梨艰辛的半生，高考落榜、父亲求人借钱上了广播大学，读书期间成绩优异，毕业后却经历了求职的困难，家庭的辛酸，最终成长为一位作家，似乎事业上有所回报，但是情感生活依然是贫瘠的。小梨试图融入城市，但同时对乡村还有一种怀念，小说中很多矛盾冲突，来自城与乡之间的价值观冲突。

小说取名《他乡》有着出走的隐喻，但是出走并不成功，明显走到了“出不去、回不来”的尴尬境地。《他乡》更为可贵的地方在于，作者将城乡关系仍旧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摆在那里，这与时下流行的城乡浪漫想象形成了对照。

在付秀莹那里，这一鸿沟仍然存在。小梨与幼通的隔阂从一开始就摆在那里，这不是两位个体的隔阂，而是两个群体的差异。比如幼通觉得自己第一次去幼通家，应该有这和自己芳村一样的重视和待遇，但是没有；孩子快满月是娘家来人时也没有得到像芳村那样重视的礼遇。这种无法融进家庭的情节正是对城乡关系问题的书写。与《陌上》相比，文风有了变化，但是细细阅读，也会有一脉相承，《陌上》已经埋下了《他乡》的种子。

通过婚姻来书写城乡差异，这样的小说很多，但是《他乡》最后归结到人性的问题上来。比如，章父对儿女的婚姻一惯的干涉，而这并非出自一种关心关怀，而是绝对自私的变态反应。在姐姐的婚姻中，他对小丁的态度直接引发了离婚。幼通父母是典型的自私自利之人，时时处处虚荣、浅薄、势力、冷漠、无情，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哪怕是自己的骨肉也不会有同情怜悯和施舍。章父在家有绝对的权威，所有的好处都是属于他的，小说叙述了关于饮食方面他的优先权，这是一种家庭伦理的缺失，还是人性绝对自私的表现？

小说没有采取单一叙述视角，而是采用多重视角让不同人物从多角度展现，避免视角的偏颇和情感表达的无度。小说的未完成性还在于，都说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可小说反复写到，几十年过去，埋在心底的疙瘩也没有解开。总体来说，小说流露出对乡村的怀念，不过对乡村的怀念会不会有失偏颇？譬如写到小梨将孩子送回乡下，吃百家饭，身体却由孱弱变得结实。另外，关于大面积的婚姻失败，会不会是一种视网膜效应，毕竟个体的心态不同，最终结局也会有所差别。

作者：刘小波（《当代文坛》编辑）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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