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向地球索取更多,让我们用地球所给予的做更多的事”,这是冈特·鲍利(Gunter Paul i )在其出版的《蓝色经济》中写下的一句话。
冈特·鲍利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与企业家,也是“蓝色经济”模式创始人,现任意大利图里诺科技大学教授,曾成功创办过10家公司。1983年,27岁的他获选第一届“世界十大杰出青年”,是该届最年轻的当选人。1994年,他又当选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国际领袖之一。冈特·鲍利是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员,是世界观察研究所旗舰出版物《世界状况报告》的出版人。
近年来,冈特·鲍利潜心推广以无废弃、零污染、低成本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皆能永续发展。他是生态工厂的先驱“生态绿色组织”的前主席,在欧洲建立了第一家生态工厂。在担任联合国大学(东京)校长助理期间,创办“零排放研究创新基金会”(ZERI),致力于把生产过程重新设计成不污染环境的丛生工业。他倡导蓝色理念,致力于将生态系统的卓越成就应用于经济体系,比如仿效白蚁蚁穴打造出无需空调的清新大楼,学习沙漠甲虫的集水方式解决淡水危机……对于中国,冈特·鲍利并不陌生,他几次来中国宣传他的蓝色经济理念,最近他将这一理念装进故事,写成《冈特生态童书》,并将童书带到了中国。在深圳宣传童书的间隙,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或许与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有着非常“讲究”的生活规律有关,今年58岁的冈特·鲍利形象特别健康:大个子、脸色红润,他穿着一件带有中国盘扣装饰的罩衫,用几近于播音员的醇厚嗓音,不疾不徐地表达出他的观点。事物之间的关联是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他看重负面消息背后的机遇,也乐于分享,他希望人们能从自然界学习一些更高明的生产手段,将污染减到最小,甚至零污染。在他看来,人类不应期望地球生产更多东西,而是要善用地球现在提供的所有资源。
《蓝色经济》著者、意大利图里诺科技大学教授
冈特·鲍利: 一件事情并非只对应一个解决之道(之一)
报:您曾担任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雷利奥·佩切伊(AurelioPeccei)先生的助手,是否能介绍一下罗马俱乐部的成立背景,并与我们分享下您个人与罗马俱乐部的渊源?
冈特·鲍利: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当时,有一群来自商界、政界、学术团体、国际组织的有志之士意识到,不断增长、移植的美国模式即将掌控世界,而这种模式带来太多的环境污染和损失。因此,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他们的建议是:当务之急,人们必须知道所有的事物相互关联,经济增长会伴随污染,大量污染会影响海洋生物,而海洋生物可能又关系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放的建议,他们并不直接呼吁人们必须做这做那,而是呼吁人们转变观念,这就是罗马俱乐部成立之初的最大贡献。
1968年,我还是个刚从初中毕业的学生,当时就听闻了罗马俱乐部成立这件事。4年后,罗马俱乐部的第一部报告《增长的极限》问世,读高中的我对此印象深刻,那时我才16岁,极限非我所愿,我渴望的是增长、未来。1978年,我告诉同学们,我们必须要转变思维方式,因为10年前,罗马俱乐部就曾说过如果我们一直坚持同样的发展方式,随之而来的就是环境破坏,这种模式下,公司只晓得赚取利润,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变得非常富裕。同学们都赞同我的观点,后来,我们邀请罗马俱乐部成员前来为学生们演讲,给每个学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起,我就决定要追随奥雷利奥·佩切伊教授,秉承他的思维:考虑联系、寻找各种解决方案,因为一件事情并非只对应一个解决之道。那时,奥雷利奥·佩切伊告诫我永远不要为企业、政府做事,所以后来我一直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
报:许多人认为罗马俱乐部的观点过于悲观。您是罗马俱乐部成员,你对未来生态环境持怎样的态度?
冈特·鲍利:众所周知,罗马俱乐部传递的信息往往是悲观的。事实上,我们身边的确围绕着很多坏消息,陆地、海洋环境的恶化,空气、水的污染都是坏消息。不过,在我看来,坏消息更要求我们去分析问题。面对一个坏消息时,如果人们想到的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有些什么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坏消息对我们来说或许也是好消息,因为有了许多向好的可能。所以我需要去激发孩子们的热情、需要去同商人洽谈,我跟他们说,坏消息我们都知道,但是不要再纠结于这些坏消息,我们要从中寻找机遇。
未来的生态环境,我们不能使之更差,因为现在已经差到极点。庆幸的是,我认为人们破坏生态环境并非本意,他们只是对此没有概念,不清楚自己带来了这么多破坏,所以我们需要新科技、新知识,让人们知晓“我是在破坏环境,但是如果转变方式,破坏会减少。事实上,我可以做得很好”。我们需要在之后的三四十年,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带来的破坏,而最终是要让他们意识到人类面临的机遇,这并非对现存商业的破坏,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业态、新的社会关系。
报:对世界的污染来源很多人存在争议,许多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事实上,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被比作“世界工厂”,许多发达国家将相对落后的制造业转移到这些地方,这一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承担合理范围内的环境治理?
冈特·鲍利:我的观念不同于他人,我觉得不应该是很多无关的人告诉中国该做什么,同中国分享其拥有的机遇才应是我们思考的路径。我认为中国的每个人都不想污染环境,美国也是如此,人们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做。我曾访问过一家煤企,其在运转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灰尘。对这样的企业,政府也许会要求他们不要制造更多的灰尘,否则要么罚钱,要么关门,这没错,政府需要这么说。如果这时有人说,完全可以零灰尘,因为灰尘可以产纸,人们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我不信”;第二个反应是,“要是这么简单的话,那每个人都能做”,这是最典型的两类反应。如果这时你能给人们看看成果,表明这个解决方案非常有可操作性、贴合实际,那么人们是乐于改变的,不过,商业模式必须要改变。我又回到了商业模式,遵照美式逻辑,煤企老板可能认为煤企只能产煤的商业模式不可更改。所以,我要说“不要再拷贝了”,去创造新的模式吧。我想对政府说,如果创新模式,会有更多的机会,新的模式意味着如果你有炭和废石,那你还可以在造纸业有番作为,收获翻倍。人们可能想不到,石头纸产业的第一笔投资就来自煤企。
报:近年来,中国多个城市饱受雾霾之苦,结合欧洲发展经验,中国何时能脱离这种环境之困?
冈特·鲍利:人们需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经验,我的家乡安特卫普空气质量可能比北京略好,但也不算很好,巴黎、伦敦的空气有时也特别差,那时城市的管理者会呼吁,不要驾车去市中心。我觉得,不要把欧洲经验看做是万全的解决之道,你们应该看到欧洲许多地区与环境污染也抗争了好多年,到现在才学会了一些处理技巧。很多城市污染由能源消耗造成,烧煤是值得关注的一大问题,另外机动车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污染源。城市被我们设计得并不理想,植物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杂质,但我们的城市里几乎没有植物。如果想要更洁净的空气,就需要有更多植物,尤其是那些能很好吸收空气中灰尘的植物。我之前拜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留意了一下那里的绿化,几乎所有的树都是松树之类的针叶树,无益于吸收空气中的灰尘。
我去坐飞机,却惊讶地发现在浦东机场、首都机场基本都看不到什么绿化,机场每天人流量大概有1500万人次,众多飞机燃油时还排出废气,这都需要植物来吸收分解。大家都知道种植植物会让空气变好,但是却没人做,这很耐人寻味。我希望通过向孩子们宣传植物的重要性,让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形成一个概念:人类永远需要植物。
(节选自《〈蓝色经济〉著者、意大利图里诺科技大学教授冈特·鲍利: 一件事情并非只对应一个解决之道》,刊2014年7月7日《报·学人》)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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