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军队“畏战”？错！北宋时期军队恰恰败在“有勇无谋”上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宋朝士兵

【导读】近日，《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一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再版。该书对于长久以来对宋代军事的一些固有观念如“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先南后北”进行了纠偏，也驳斥了网上盛行的“步兵打不过骑兵”论调。作者曾瑞龙在书中指出：北宋的军事失败，恰恰在于“有勇无谋”。

去年读李硕惊才绝艳的《南北战争三百年》时，我不由得又想起曾瑞龙的两部作品——《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和《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在我心目中，李硕的《南北战争三百年》很可能是十年来最好的中国古代战争史作品，但如果曾瑞龙还活着，这些年他一定会拿出更多的重磅作品，重新定义古代战争史。

最近，中国香港学者曾瑞龙的《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和《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再版。作为这两本姐妹篇的第一本，《经略幽燕》于2003年首次出版繁体字版，可就在书正式面世前的几个月，曾瑞龙突然患急病辞世，年仅43岁，而《经略幽燕》也因此成为了一本“遗著”。三年后，在同门师友的襄助下，《拓边西北》繁体字版也正式问世。

曾瑞龙这两本书甫一出版，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程度的震动。在曾瑞龙之前，中国历史学界与战争史可谓是绝缘的，除了如杨泓先生搞的古兵器研究等寥寥几个领域之外，中国的史学大师们基本是不掺和古代战争史这一摊事的，可能在多数人看来，“战争史”也不在正统的史学范畴之中。在大多数的国内史学科班教育中，并不包括军事学的学习与训练，“战争史”甚至不算什么正经的史学专业，没有师承，没有学术积累，没有相应的学术圈，你又能指望出来什么成果和人才。当然，中国当然有通史一类的战史出版物，但基本都是出自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系统，或许也是一种暗示，“战史”更是“战争学”，而不是“历史学”。

因此，曾瑞龙的出现更像是横空出世一般，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导师是陶晋生先生，这位陶希圣的公子当然是宋辽史界的一等一大师，但是，陶先生的专长也是宋辽外交史以及当时的“国际秩序”，没有太多证据表明陶先生在战争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正如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的前言中写到的，“中国古代的战争究竟怎么打？史书记载的往往不是那么详细。譬如楚汉之间著名的垓下之战，双方投入兵力多少？各自的阵列多长、多宽？是不是和挖出来的秦陵兵马俑一样？交战过程如何？在《史记》中都看不到”，“中国古代史书里，对战争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大量‘留白’，其实不全怪史官们无知，古代承平时期的将领们，也弄不清真正的仗（冷兵器战争）应该怎么打。乱世那些打过仗、有经验的武将，又大都没文化，没法记载下来。”

曾瑞龙是如何“无中生有”的开辟出一片自有之局面呢？我的感觉是，主要是个人兴趣，然后外加机缘巧合。曾瑞龙留学的亚利桑那大学，恰好附设军事学院，曾瑞龙得以有机会在留美八年年中大量阅读了军事及战略理论书籍，再加上他选修了一位美国教授的“政治风险与情报分析”一课，让他萌发了跨学科研究的念头。

也因此，在曾瑞龙这两本书中，你可以发现大量西方战史的案例和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给我印象尤其深的是，曾瑞龙对西方战史的熟悉程度可谓到了纵横捭阖的地步，在一段不长的描写中，可以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而织田信长用铁炮大败武田家的骑兵，时而滑铁卢战役，时而“二战”的中途岛之战，两三千年间的东西方烽火，曾瑞龙信手拈来，恰到好处，毫无卖弄之态。

最有趣的是，曾瑞龙在书中纠正了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即宋军缺乏尚武精神，甚至畏战。在《经略幽燕》中，曾瑞龙将北宋初期的战争文化归类为“五代传统”，即强调野战、主动进攻、决战、速战取决、奇袭和将帅的个人武勇。即使是在防御战中，宋军也同样注重野战，而不是据城死守，这显然和宋朝晚期及明朝军队面对北方民族的军事威胁时的取向完全不一样（畏惧野战）。曾瑞龙甚至认为，北宋初期几次对辽作战的失利都和宋军尚野战和速战速决等战争文化相关，在高粱河一役中，宋太宗主动率大军攻辽，企图速战速决，反倒是辽军处于节节败退的守势，在决战中宋太宗亲率精锐部队位于全军前列，一副毕其功于一役的决绝，但一旦皇帝亲军战事不顺，全军连调整的机会都没有，随即遭遇大败。也就是说，曾瑞龙根本不认为北宋初期的宋军是一支畏战的军队，反倒是一支武勇有余谋略不足的“有勇少谋”之军。

浙江大学出版社· 启真馆曾瑞龙两种

《经略幽燕：宋辽战争 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 曾瑞龙 著 2019年5月版

曾瑞龙这两本书的再版当然是古代战争史界的一件大事，但对于中国出版界目前的“宋史热”而言也是又一把火。在这股“宋史热”之前，国内读者对宋朝的主流观感还是所谓的“弱宋”，什么“强干弱枝”、“重文轻武”、“靖康耻”，总之，宋朝是一个不仅不能与汉唐盛世相提并论，与明清两朝相比起来也是逊了一筹。而近几年的宋史热的重点是在制度史和文化史、经济史上，可以看作陈寅恪那句名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具体阐释。

以被称为“头号宋吹”的吴钩来说，他的侧重点就放在宋朝“限制君权”的制度史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文化史”上，在那本《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中，吴钩的历史建构达到了极致，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算是对之前“弱宋”说的全力一击。而仅以今年而言，比较有影响的宋史出版读物就有朱刚的《苏轼十讲》、虞云国的《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王瑞来的《君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陶晋生的《历史的瞬间：从宋辽金人物谈到三寸金莲》，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郭建龙的《汴京之围》，再加上去年年底美国汉学家伊沛霞那本《宋徽宗》，可以说是不打折扣的“宋史热”了。

最后还是说回曾瑞龙。曾瑞龙这两本书对本轮“宋史热”的最大意义在于，别人都是试图从文化、经济和政治文明上消解“弱宋”的定义，但“弱宋”恰恰是一个军事味很浓的定义，曾瑞龙则就是从军事上告诉你，北宋初期的宋军并没那么文弱畏战，他的军事失败也不仅仅是“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先南后北”这些固有观念决定的，甚至也不是由更流行的“步兵打不过骑兵”这一理论定义的，而是要更加深入到战争的细节与战略文化当中探讨。可惜的是，曾瑞龙先生走得太早，让中国战争史研究和宋史研究少了太多可能性。

作者：张明扬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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