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史诗性与抒情性间的失衡。
要知道,这是原著最主要的艺术特色,小说有两个既对立又呼应的空间:战场和乡村;对于战争的全景式的恢弘叙事与对于哥萨克人日常生活及内心情感的细腻描写交织在一起。两者之间既不能割裂,也不能偏废其中的一方。但是,舞台剧却是“史诗性”的一条腿细,“抒情性”的一条腿粗,这也是许多评论所诟病的焦点。其表现就是将情节叙述的重心过于倾倒于格里高利与阿克西妮娅、娜达莉亚的这一组人物关系及情感纠葛上面,但是弱化了原著中战争与政治的部分,从而使剧作失去了应有的历史厚重感和哲理性。这在演出的前半部分特别突出。
史诗与抒情间的失衡也体现在舞台设计上,写实且近似于封闭式的布景大部时间是呈现“天花板”下的内容,投射于天幕的视频缺乏整体构思,这么做导致舞台向金戈铁马的战场、向辽阔无垠的俄乌大草原、向日夜流淌的顿河水延伸的空间非常狭窄,这也是笔者所始料未及的。要知道,在俄罗斯、在哥萨克,草原具有“养育者”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母亲”的化身;而顿河则是“父亲”的化身。其实舞台剧有一构思还是可取的,即强化了一组人物关系——格里高利的妹妹冬妮娅沙和科舍沃伊,将其作为一条与格里高利、阿克西妮娅、娜塔莉亚并存的情感副线。在原著里,对科舍沃伊这一形象的描写是在最后的第八卷,格里高利的最后一次出走与这位妹婿的大义灭亲有着直接关系。但舞台剧重抒情轻史诗的倾向,使这些有尖锐冲突的内容没能充分展现。
曾有学者指出,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那种既冷静又抒情的描写,显然是受契诃夫影响的结果”,如果我们有兴趣阅读原著的话,很容易发现这一点。但现在同样的情节出现在舞台上,我们则很难感受到契诃夫文学手法对于肖洛霍夫的支撑。
其三,关于人道主义精神开掘稍显乏力。
人道主义始终是俄苏文学高扬的一面旗帜,高度概括起来就是“要将人当人看待”。体现在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里,塑造了一个有自己的快乐和哀愁、内心深处埋藏着许多幻想、希冀、忧思和痛苦的农奴起义领袖普加乔夫。而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对小人物的热爱,还表现在作家敢于正视那些苦难和死亡的时刻,并以此来揭示格里高利们的悲剧所在。而肖洛霍夫赋予这样一个人物人性的光芒,在剧中几无表现。在没观看舞台剧时,我非常希望能有小说第三卷第十一章的内容在舞台上呈现:格里高利在执行任务时发现一个哥萨克士兵的尸体和他的日记,里面记载着他与医科二年级学生、来自顿河的商人的女儿莫霍娃的相识、相恋、分手的过程,为忘掉失恋带来的痛苦,哥萨克士兵决定走上战场;他看见第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兵,同时也是第一次朝德国兵开枪……而舞台剧则是在第二幕让我们看到:娜塔莉亚的兄弟米特里追求莫霍娃,约她出来钓鱼并强暴了她,事后他想弥补就去求婚,遭到拒绝。两者相比,人道主义的内涵孰轻孰重很是分明。
最后,我还是要感谢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为中国观众送来《静静的顿河》,这是这部文学名著在当下的一次重生。通过它的演出,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同行对戏剧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以文学为中心,特别是经典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名著,这也是俄罗斯戏剧教学、演出和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戏剧能够在“黄金”“白银”的十九世纪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戏剧舞台的前沿并延续至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作者:吴小钧(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编辑: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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