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朋友江青一身是故事。
她十六岁离开大陆,十七岁在台湾拍了第一部电影《七仙女》。那年我九岁,跟邻居大姐姐好不容易挤进台北县三重市一家旧戏院里,在人群中站着看完整部戏。我喜欢看电影,喜欢美丽的电影明星,看着七个仙女从云雾里飞舞着下凡尘,好生羡慕,当时心里在想这个饰演七仙女的江青,仿佛在天上的云层里,是我永远无法接近的。
江青主演的《七仙女》剧照
她演《西施》的时候我读初中一年级。《西施》是花费巨资的大制作,有许多盛大的战争场面和宏伟的宫廷布景,又是大导演李翰祥执导的。六十年代初在台湾相当轰动,几乎是所有学生必看的电影。经过了半个世纪,有许多画面依然记忆犹新,如西施的在河边浣纱的出场、西施第一次见吴王夫差因心绞痛皱眉捧心的画面、为取悦吴王在响屧廊的楼梯上跳舞的画面、吴王被刺西施因为与他日久生情一时不能接受而伤痛欲绝的画面。那个时候江青简直红翻了天。刘家昌带她到台湾大学附近巷子里吃牛肉面,大明星觉得有趣;刘家昌买了一枚八十元的戒指向她求婚,大明星觉得浪漫,她在最红的时候嫁给了刘家昌。
她二十岁结婚,二十四岁就离婚了。那是一九七〇年的事,报纸天天大篇幅报道他们离婚的消息,新闻是热闹滚滚、沸沸扬扬,有一张刘家昌含泪抱着四岁儿子冲出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至今记得。江青则完全没有回应,静静地消失了,自此以后江青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一九七八年我和友人及密宗大师林云去纽约旅行,有一天早上有人按我旅馆房间的门铃,我睡眼惺忪地起床开门,简直就像做梦一样,眼前见到的,居然是下了凡尘的七仙女;居然是美若天仙的西施。我半信半疑地问:“你是江青吗?”她微笑地点头,说她是来找林云大师的。我们在房里等林云从隔壁过来时,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她先开口问我贵姓,我说姓林,她说你是林云的妺妹?我说不是,我是林青霞。她恍然大悟,忙说“对不起!对不起!”那年她三十二岁,已是杰出的现代舞蹈家;我二十四岁,已经拍了七年的电影。自此又过了许多年。再度见面时她六十多我五十多。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聊得比较多,也很投契,从那时候起,我们有了来往。
人生的际遇非常奇妙,我们两个电影人竟然写起文章来,而且两个人的文章经常在同一张报纸、同一本杂志相会,在大家文章刊登出来前,已经互通电邮先睹为快了。
江青是个崇尚艺术创作的电影演员、舞蹈家、作家,她非常勤奋,即使七十多岁仍然不停地创作,已经出过好多本散文集,更写了一本她老师的传记小说《说爱莲》,最近还自己提笔写剧本,希望有一天能拍成电影。我说她像苦行僧,所有得到的成就,都是一步一脚印流血流汗得来的。她说她像搓板,所有的成绩都是自己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慢慢搓出来的。在她的人生旅途中接触过许多杰出的企业家、艺术家和大学问家,有时跟她聊天不经意地聊起一些名人,令我惊讶的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她爱说故事,我爱听故事,这些大人物的小故事透过她的笔尖,特别生动、传神、有趣。她写李敖的少年轻狂和如何度过口袋空空的日子,好看极了。她写大学问家夏志清的天真、诙谐和口无遮拦,令人捧腹大笑。有一次江青专注地在舞台上跳舞,被观众席里夏志清响彻云霄的一声“好!”吓得魂飞魄散而忘了舞步。
去年,在她第二任先生比雷尔去世十周年后,她写了一本书《回望》,追忆他们的相识、相知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比雷尔是瑞典科学家,他们在朋友家初次相遇时,比雷尔教她把“啤酒”和“耳朵”的英文字连在一起念(Beerear),那就是他名字的发音。她则把刚在瑞典演出期间,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说给他听。那个聚会,二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才有纽约的七仙女从天而降,西施站在我房门口的画面。因为他们要结婚了,第一次婚姻带给她太大的伤痛,谈到婚姻她还是有阴影和恐惧,所以想找林云大师解一解。大师说,我可以教你,但是你一定做不到。林二哥教她下飞机时要先踏出左脚,结果出机门时被后面的人一挤,也不记得是先踏哪只脚。她想这么简单的事,下次一定记得。他们是在瑞典驻葡萄牙的大使馆注册结婚的,刚巧端典大使是比雷尔的朋友,大家一见面惊喜地打招呼,又忘了是哪只脚先进去。
不管是先出左脚还是先出右脚,从她的文章里可以看出,她第二次婚姻是幸福的,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三人住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瑞典小岛上。比雷尔喜欢打鱼,这个研究血液凝固的科学家,渔网和工具、打鱼的技巧和数量都不输给专业渔民呢。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快,比雷尔因病去世,江青转身写作,出版了五本书。她说她在岛上长时间一个人度日,满脑子胡思乱想,“抬头,一只鸟飞来,我以为他——比雷尔来看我;低头,一阵浪打来,我以为他——比雷尔来找我说话;闭眼,一阵风吹来,我以为他——比雷尔在轻抚我的头发,但我确实知道他远去了”。思念之情令我动容。岛上有一块大石头桌面,是他们享受快乐时光用的桌子,现在变成比雷尔的墓碑。
江青开始用微信,我们连上了线。自此一个瑞典、一个香港,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杯酒、一个计算机写剧本;我一本书、一支笔看书画线、写文章,偶尔停下来聊聊天,经常聊到她入了夜,我天亮了,双方才关灯睡觉。
江青想去厦门、鼓浪屿、金门、武夷山,我说“好,我跟”。她说搭高铁去厦门,我说“好,我搭”。她说叫我自己坐火车到厦门,我说“我带保镖”。她说“不准!”情愿到香港陪我一起去。其实我对这些地方一点认识都没有,只是想跟江青一起出游,她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她说住翁倩玉老家的古屋,我把毛巾、牙刷都带着。朋友都吓我说这个时候天气太热,蚊虫又多,有人送迷你风扇,有人提醒我带蚊怕水。我只是一脑门子跟江青出游。
从香港到深圳的火车上
七月二十五日,我们一个六十四岁一个七十三岁,两人拖着三个行李,七十三那个一拖二,一马当先,走得飞快。六十四那个拖着一个行李紧紧跟随,过了一关又一关,好不容易到了火车边,车已关了门。我们望着慢慢开始启动的火车,茫茫然,心想,这火车真是准时。因为当天已没有直达厦门的火车,我们只能到深圳转车,还不知到时有没有票,到了深圳还得出闸买票,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两人好不容易坐进前往深圳的火车,正神情惘然地喘着气,只见前面一男士拖着手提行李进车厢,他认出了我,说刚在飞机上看我的电影,这位好心的男士,一路帮我们打听可不可以网上购票,又带我们出闸,帮我们找买票的窗口,我们二人就跟着他走,直到一切安排妥当他才离开。
从来没去过厦门,只是学生时代,老师带我们去金门,用望远镜遥遥地看到厦门的农夫在田里工作。这次到厦门,见到这城市非常现代化,绿化也做得好。街头两旁绿油油的树,地上一张纸屑都没有,食物也好吃。晚上,江青的画家朋友吴谦,贴心地安排我们入住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隐私性极高,车子开进大闸,古雅的街灯映照着车外两旁的草地和巨树,要开一段路才见到右边的一座房子,上了二楼只见中间一个大客厅,一边一个大房间。厅外还有一个空着的小房间是给随从住的。半夜三更我们洗完澡换了睡衣,准备开一瓶吴谦预备的红酒谈谈心。二人轻松地走出房门,两边的门“啪!”的一声关上,糟了!房卡插在房里的墙上,门自动上锁,客厅竟然没有电话,我们手机又在房里,外面黑鸦鸦一片,整座楼就只咱俩。我说看样子只有睡客厅了。二人还是摸黑走到楼下,突然发现一座米白色的电话,我赶快拿起电话,幸好有人接,“喂!喂!我们的房卡给锁在房里了。”一个六十四,一个七十三,一天摆了两次乌龙还哈哈大笑乐在其中。
鼓浪屿这小岛真有特色,岛上没有车子来往,许多当年留下、现在空着的富豪之家,仅供游客参观。鼓浪屿出了许多钢琴家,是钢琴之都,听说到了黄昏就有钢琴声从屋里传出来。漳州市东山的风动石更是奇妙,两块偌大的石头,接触点竟然小如巴掌,风大时,石头会动,但永远掉不下来,因此誉为天下第一奇石,我和江青开心地在巨石前留影。
金门印象最深刻的是参观播音墙,数十个大喇叭对着厦门的方向,喇叭里传出邓丽君对大陆的深情喊话,之后就是小邓温柔优美的歌声。听着邓丽君的广播和歌声,我和江青也同时忆起自己当年和她交往的日子,以及到金门的情景。
在金门地下通道
武夷山,山明水秀,导游说当地有二十万人,人和蛇的比例是一比五,我说那表示这儿有一百万条蛇啰。晚餐桌上想当然而有蛇上桌,也品尝了闻名的武夷山大红袍茶,酒醉饭饱,朋友提议不如散散步。虽然听到几声散雷,心想不碍事。没想到走了一会儿,突然下起暴雨,狂风骤雨来得急,我们无处藏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屋檐可以暂时避雨。武夷山脚下望着眼前哗啦啦的大雨,隔着水帘竟然见到若隐若现的橙黄明月,好有诗意。这时候真想作首诗应应景,怎知才疏学浅,只想到我和江青姊名字里都有个青字,我一身白衣,两人撑着一把伞,踩在随时都可能有蛇出现的青草地上,我在江青耳边轻轻说:“这时候有个许仙出现就好了。”
听去过武夷山的人说,到了武夷山,如果不爬最高峰就不算到过武夷山,但爬上山的人就是傻子。七月天正值酷暑,顶着摄氏三十八度的高温,吴谦体贴我们,不想让我们做傻子,租了轿子爬武夷山天游峰,轿夫挑了几步,我忙叫下轿,自己登山。记得许多年前爬不丹的虎穴寺,领悟到,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就好比人生的旅程,所以一路精进,衣服湿了、裤子湿了也不以为苦。我们上山,前方下山的旅客,看见轿子上我的背包,戏谑地说:“这包包倒是挺舒服的。”江青膝盖不好,不方便爬山,一路坐轿,不惯被人服侍的她,非常过意不去,我的轿夫因为我不肯坐轿也很过意不去。到了山顶,呼吸天地之大气,欣赏气壮之山河,感觉真是上了天了,我和江青手足舞蹈,一人一把红扇子舞了起来。回到山下,导游说我来回总共爬了六千个阶梯。真是不敢相信,平常爬上坡和楼梯都有点吃力,这会儿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
武夷山九曲溪
这次和江青的大陆之旅,见识了许多名胜古迹、好山好水,也做了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感觉非常充实,最重要是与江青一起出游。
江青睡前喜欢喝杯红酒,这是我到她房里听故事的最佳时刻,她一身棉纱宽松长裙,起身拿杯子倒酒,见她背影,长裙飘逸婉如仙子。她灰白的自然卷发,脸上的纹路和数十年磨练出来的芭蕾舞脚,不用多话,这些都是故事。江青总是在笑,说到凄苦的事,她笑,那个笑声是空的,让人听了心疼。说到温馨的事,她笑,笑声甜美,也让人感染到她的喜悦。她的话语都像是分好镜头一样,都是文章、都是画面,特别吸引人。通常名人、明星说话都有保留,她跟我谈话似乎从不设防。但她也曾选择沉默,吞下了半个世纪的委屈和苦水。作为一个母亲,我非常了解离开幼儿不能相见的痛苦和折磨,尤其是看了她写的“曲终人不见”章节里,妈妈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这是她一生的憾事,我只能劝她随缘。我常在想,像她这样的遭遇之所以不会得精神症,或许她是把委屈和苦水化成了动力进行创作,舞出了另一个世界。金马影展五十周年,她从瑞典飞回台北颁奖,执委会觉得奇怪,怎么她飞得最远,机票钱最便宜。原来她坐的是经济舱,她说这没什么好奇怪,她向来坐经济舱,因为她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创作上。她说她在现实生活中一辈子没染过头发,没染过指甲。眼前这位大明星、大舞蹈家竟然如此之朴实,实在难以置信,我瞄了瞄手指上的蔻丹和一头黑发,一时也不知说什么。
最后一晚,我到她房里,她手举一杯红酒优雅地坐在沙发上。那种美是她一生在舞台上、是她一身的故事浸淫出来的,我在心里赞叹着。我虽然演了大半辈子戏,一上舞台就怯场。在这最后的一夜,怎么都得请她过两招给我。我要她教我怎么在舞台上出场和谢幕最好看?她即刻起身,张开双臂从房门小跑步到客厅中央,两手叠在胸前俯首微笑。噢,我说,原来要小跑步啊?谢幕时鞠躬后要面对观众往后退,最后再转身离去。噢,我说,要这样退啊?
夜深了,第二天她要赴北京为她的电影梦想《爱莲》奔走,我则回到香港的家。我与江青紧紧地拥抱后退出,掩上了她的房门。
作者:林青霞
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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