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世纪|在邓家打桥牌是有“纪律”的

2019-10-15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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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秋,本文作者在北京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左起:蔡公期、邓小平、邓楠、乔廷相。


我和邓小平打桥牌15年(二)

作者简介:蔡公期,1922年11月28日生于北京一书香门第,祖父蔡金台为光绪恩科二甲第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外祖父吴锜,清朝政府驻俄罗斯大使。父亲蔡孝肃1918年北大工科毕业,从事铁路技术工作。

蔡公期1948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3月参加接管北平二中,先后任教导主任、校长,从此投入教育事业,曾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局长。1983年任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

他长期致力于推广桥牌运动,曾任中国桥牌协会秘书长、中国女子桥牌队教练。中国桥牌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中获得特殊贡献奖和终身贡献奖。


1979年“五一”劳动节到邓小平家里去打桥牌

1962年和邓小平打过桥牌后,我慢慢恢复了打桥牌的爱好。1978年后,我担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长。当时教育事业百废待兴,我的工作很忙,几乎就顾不上打桥牌了。

谁知道,197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我接到通知,过节那天到邓小平家里去打桥牌,有人来接我。

结果到了那天,是王汉斌坐着车来接我,到米粮库胡同邓小平家中。所以我估计这次和邓小平打桥牌,应该是王汉斌推荐的。

第一次到邓小平家,不知该有什么礼数?

我的心里很兴奋,因为邓小平领导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使我和无数人看到了希望和前进的方向。所以我很希望再一次近距离地看到邓小平。

但我不免有心理紧张的一面,惴惴不安。谁知当汽车准时于下午3时把我送到米粮库胡同邓家会客室(也即打桥牌之处)门前时,邓小平正站在门前,我下车以后,他主动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很诚恳,很平易近人。他的手很厚实,有力量又暖和,一股暖流令我的不安立刻为之一扫。

我很快恢复了常态,随后就打开了桥牌,他的搭档是王汉斌,我的搭档还是祝寿河,时任友谊医院院长。

从洗牌、切牌、发牌到叫牌、打牌……整个过程全部依序进行,这里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人人平等,机会均等。

那天下午打牌后,邓小平还陪我们几个在他家里吃了一顿晚饭,席间特意向我说明,今天为你加一个菜。

这天的几盘菜中有红烧肉,是邓小平喜欢吃的。吃饭时,邓小平动手往我的盘子里夹菜,说:“这是你头一次到我家来,所以要加一个菜。以后就不这样了,有什么吃什么。”

从那以后,虽然我到他家的机会多了,但不在一个桌吃饭。通常情况下,如果邓朴方在,是他陪我们吃饭;如果他不在,就由邓楠招呼我们几个一起来打牌的客人。

从那次以后,我经常有机会陪同邓小平打桥牌了,一直持续到1994年,前后整整15年。

离休以后,朱成、乔廷相还有我,和邓小平打牌的机会多了。我们几个在邓家打牌,叫做“值班”,由张宝忠通知。“值班”有纪律,首先是不对外人道,我们都认真遵守。通常每周三、六、日“值班”,共4个单元。经常“值班”陪同邓小平打桥牌的3个人,我是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朱成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老院长之一,乔廷相是铁道部高级工程师。我们3个离休干部不仅平时“值班”,每年暑期都陪同邓小平去北戴河,冬天多去南方,在上海、杭州居多,也曾陪同去过深圳。在离开北京期间,往往每天打两个单元(一周共14个单元),包括在坐火车的路途上。

1989年下半年,老人家退休后将打牌时间改为每周二、四、六、日“值班”,共5单元,每单元改为3个半小时。平时由朱成、乔廷相和我3人“值班”,星期日王汉斌多有“值班”,占2/3;丁关根和朱成、乔廷相,还有王大明轮流与邓小平搭档,我则从未做过老人家的搭档,但每场总有我参加,轮流和王汉斌、老丁、朱成、乔廷相做搭档。

因为我“值班”最多,几乎场场有我,邓办人员戏称我“常委”,是“桥牌常委”。


我遵守打牌的“纪律”

我坐车去邓小平住处打牌大约只有两三次。前几次是派车来接我的,都由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安排。但是他派车来惊动太大,邻居看见了,有知情的人,纷纷说那是“中央军委的车”。我就觉得坐车去邓小平那里不自在,就向张宝忠提出,我不坐车,骑自行车去。张宝忠同意了。

此后十多年,凡到邓小平家中打牌,我都是骑自行车,因为当时我家住得也不远。

刚去邓小平那里打桥牌那阵子,我担任教育局长,于是邓小平的工作人员老是叫我“桥牌局长”。

话说回来,我那时工作很忙,但局长的事情没有耽误。因为平日里打桥牌总是在晚上,我有时候忙得没有吃晚饭就赶到邓小平家里,张宝忠就安排我随便吃一点,经常吃的是炒面。吃过之后就上牌桌了。

在常去邓家打牌的人里,我职务较低,为什么可以和邓小平打牌那么久呢?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是我长期搞教育,当过教师,说话声音洪亮,而邓小平有一个耳朵听力弱,我说话他听得清楚。另外,我觉得可能是我遵守打牌的“纪律”,在邓小平家里打桥牌是有纪律的,最明确的一条就是“打牌不谈工作”。这一点我是做到的,我去那里就是打桥牌。别的事情不说也不问,牌桌上不说桥牌以外的话题,看来邓小平认同我这一点。

只有一次例外,那时我还当着教育局长,有一天我晚到了一两分钟吧,邓小平已坐在牌桌前了。在当时打牌的这些人中间,我毕竟还是年纪较轻的,从未迟到过,所以邓小平问我:“今天怎么来晚了一点? ”

我解释,刚才向夫人卓琳同志汇报了一下教师情况。我说,现在教师的住房很紧张,我每年都要在紧张的经费中挤出一点为教师盖房子,这件事情处理起来很费精力。

邓小平听了说:“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有些事情只能一步一步地办。”说罢,大家打牌。

1979年,我去打了几次牌以后,卓琳和我谈过一次,对我说:小平同志总是在想事情,无论看电影、看书的时候都想着工作,休息不了;他只有在打桥牌的时候非常专注,不想别的。这样只有在打桥牌的时候,他的大脑才能够得到休息。所以请你们来一起打牌,也是帮助小平同志得到一个休息的机会。

听了卓琳的话我觉得,如果我陪邓小平打牌能让他得到必要的休息,这样的付出我是愿意的。

“文革”后邓小平东山再起,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衷心拥护邓小平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如果我和他打桥牌,使他能调节大脑,有所休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那不是我也间接地做了有益的事情?而且,邓小平投身于打桥牌,对于在中国推广桥牌运动有非常积极、重大的意义。我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好。(未完)


作者:蔡公期口述;钱江记录整理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张  裕

来源:《世纪》杂志201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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