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东涯与古义学派

伊藤东涯（1670—1736），名长胤，字原藏，号东涯，谥号绍述先生。他是江户时期京都古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之长子，一生之汉学著述宏富，尤其在经学方面卓有成就。在日本儒学史上，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经过了藤原惺窝、林罗山的朱子学派、中江藤树的阳明学派之后，日本儒学史上出现了以伊藤仁斋、伊藤东涯为代表的堀川学派。李庆先生曾对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的学术史位置作出这样的描述：“日本古学派的出现，从思想的逻辑发展角度来看，和中国清代继朱子学、阳明学之后出现考证学相类似。”（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部第4页）伊藤父子的堀川学派即属于古学派的一大流派。堀川学派也称“古义学”，它以《孟子》为诠解《论语》的金钥匙，而对朱子学、阳明学均有批评。

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肖像

伊藤东涯之写作八股文，与其父亲伊藤仁斋的儒学教育和儒学思想有直接关系。伊藤仁斋原本崇奉伊洛之学，研习《性理大全》《朱子语类》等书，然也曾涉猎佛老之书。后疑宋儒性理之说有悖孔孟学说。宽文二年（1622）京师地震，于是恍然自得，谓《大学》之书，非孔氏之遗书，及“明镜止水”“冲漠无朕”“体用理气”等说，皆佛老之绪余，而非圣人之旨。于是信者视伊藤为间世伟人，而疑者则以为陆王余说（伊藤长胤《先府君古学先生行状》，伊藤仁斋撰、伊藤长胤编《古学先生文集》卷首，享保二年[1742]京都古义堂刻本）。伊藤仁斋曾说：“自人视之，固有儒有佛；自天地视之，本无儒无佛。吾道师道，岂有二乎哉！”人或疑其混儒佛于一途。于是开始他的讲学。“或私拟策问，以试书生。设经史论题以课文，月率以为常。”“平日劝学者以明道术、达治体为有用之实材，而戒骛于空文，流于记诵。” “其文辞理平稳，务欲易晓而不事繁文绮语。”（均同上）他的学生藤原韶光进一步阐发说：“为文章，道之所贯也。则道岂外乎文哉？故古人力学焉，今人亦学焉。然古人能进道，而今人之所以不能接踵者，何哉？今人之学，佔毕也，词藻也，如行路之徒事行饰焉，未知进路，迷而弗知反者，此所以同学而异效也。”（藤原韶光《古学先生文集序》，《古学先生文集》卷首）伊藤仁斋反对当时“空事华藻，专为雕琢，竞斗是非，谩设城郭”的文风，并由此而创立古义学派。

既然对宋儒性理之说持怀疑态度，因而对于先秦以来的“道统”与“文统”（文章统序）伊藤仁斋有一番新的辨析。他以《论语》《孟子》为本经， 《诗》 《书》 《易》《春秋》为正经，其余三礼、三传等为杂经，总名之曰“群经”。他对于《中庸》《诗》《易》《书》之今古真伪也多有辨析，试图建立真正的文统。“其于古人，最服范文正公、明道先生及许鲁斋三人。尝序《鲁斋心法》而刊布之，以为有实德而后实材从之云。其为文，专宗唐宋八大家。而《文选》浮靡之习，明氏钩棘之辞皆不取焉。在明唯取唐荆川顺之，归震川有光、王遵岩慎中三家而已。其为诗，专祖杜诗，以为诗之圣者。尝爱看《鹤林玉露》《诗人玉屑》等书，又尝称桓宽《盐铁论》，以为其论王道，合于孟子。又谓陆宣公《奏议》、真西山《衍义》皆有益于治道。”（伊藤长胤《先府君古学先生行状》，《古学先生文集》卷首）把范仲淹、程颢、许衡三位视为最具道学风范者。而于明文则以道学之一脉为可取。

作为古义学派的开山祖师，伊藤仁斋在京都堀川创办古义学堂，讲学近四十年，号称弟子二千。伊藤仁斋于中国之古今人物最服膺三人：宋代程颢、范仲淹和元代许衡。因为这三个人物不仅博学文章、才节行义著于世，而且有“实德”。有实学方有实德。他所谓的“实学”指的是致用之学。“观春秋战国之际，贤士大夫，诸子百家之流，其为学也，将以致用，非徒为观美。故真纯踳驳、大小浅深，举皆随其学问之所到。”（伊藤仁斋《刻鲁斋心法序》，《古学先生文集》卷一）三公均有济世情怀。他模仿许衡每月课士的教学方法，建立了课士制度，每月朔日为会课日，于《论语》《孟子》及五经中出题考诸生。“或私拟策问以试书生，设经史论题以课文，月率以为常。”（伊藤长胤《先府君古学先生行状》）会课之日，诸生各怀墨卷，置案上，推诸生中通识文法者对墨卷进行点评，评出次第，呈于会长。会长作最后评定，诸生再将墨卷和评语抄录成册，由会长辑为一册。这些经义文究竟是采用八股文的形式还是策论的形式，不得而知。但伊藤东涯说过：“其教导生徒未尝设科条，严督察”（同上），“时命经义，直述主意，不务华藻，或从旧说，或用己见，各任其便云。”则诸生之墨卷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定。伊藤仁斋文集中有“私拟策问”多篇，基本上都是经义策。他考诸生也多以策问的形式，“自宽文辛丑至元禄丁丑，凡三十余年，设问策诸生。”（伊藤东涯跋语，《古学先生文集》卷五）

古义学堂的月课制度与林罗山父子的忍冈私塾月课制度的一大不同是，忍冈私塾是以经、史、文、诗、倭五科课士，古义学堂则集中于对儒家经典的讲习与考核。古义学堂的经义文究竟是什么形态？伊藤仁斋曾为其古义学堂制订了《私试制义会式》，称“制义昉于宋，盛于明，乃科场之所重也。国家旧罢贡举，故士子多不修文词，虽知讲道学经者，然不深于斯，则孤陋寡闻，不能直达经指源委。必也不穿凿，则失之肤浅。孔门有言语科，良有以夫！”（伊藤仁斋《私试制义会式》，《古学先生文集》卷六）他仿照宋明科场之制义文形式，每月出题一次，先用《语》《孟》，次及本经。实为开卷考试，在会课之日，诸生将其所作制义带至私塾，互相切磋，然后由会长批改，然后结集成册。所试虽以“制义”为名，事实上可能不是八股文。伊藤东涯解释说：“时命经义，直述主意，不务华藻。或从旧说，或用己见，各任其便云。”（同上）所谓“不务华藻”“各任其便”，不仅是内容上让诸生抒写自己对儒家经典的认知，而且在形式上没有专门的要求。

八股文的根基是儒学，但儒学的发达却不一定会催生出八股文体。伊藤仁斋为东涯提供了一个研习儒学之家学，但最终促使伊藤东涯进行八股文写作实践的主要内在动因，则是他对文章的形式美之追求。

事实上，自伊藤仁斋起，即已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同时注意到了“文”的重要性。在为《文式》一书作序时，伊藤仁斋对“文”作了正面阐述，他说：“作文有儒者之文，有文人之文。儒者之文者，孟、荀、董、刘、韩、李、欧、曾之类是已。至于文人之文，专事琱缋，轻剽浮华，不足以登樽俎之间。”（伊藤仁斋《文式序》，《古学先生文集》卷一）与中国那些断言“作文害道”的理学家不同的是，伊藤仁斋同时强调：“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同上）

重修辞、重方法的思想到了伊藤东涯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伊藤东涯于元禄元年（1688）刊行《文章欧 冶》，并写了一篇后序，指出：“《文章欧冶》者，作文之规矩准绳也。凡学为文者不可不本之于六经，而参之于此书。本之于六经者，所以得之于心也；参之于此书者，所以得之于器也。穷经虽精，谭理虽邃，苟不得其法焉，则不足为文。”（伊藤东涯《文章欧冶后序》，伊藤东涯《绍述先生文集》卷三，宝历[1758—1761]间文泉堂刻本）对“得之于心”与“得之于器”同时重视，这是文章学的自觉。与伊藤仁斋之鄙弃“文人之文”略有不同，他主张“不必斥文辞，故取于文章家；不必崇华缛，故求于经术家。”（伊藤长胤《史论奇钞序》，松崎佑之编《唐宋名家历代史论奇抄》卷首，正德四年[1714]竹苞楼刻本）对于器、技、法的重要性，他作出了充分的强调。他致力于建构文法体系，其标志性的作品就是他的《作文真诀》（该书完成于其八股文写作的同一时期）。尽管在《作文真诀》中多处标明“见《文章欧冶》”，标明它的文献来源，但伊藤东涯还是对陈绎曾的“古文谱”图系进行改造、重构。在《文章欧冶》的“古文谱”中，陈绎曾以式、制、体、格、律五大范畴去建构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叙事、议论、辞令属于“式”，而“体”则有“文体”、“家法”二则。伊藤东涯则以体格（文体）、体段（结构）、句法、字法、章法去建构其文法体系，把叙事、议论、辞令变成文体范畴，再加上辞赋，从而突破宋代文章学的科举文体背景。此书虽不及制义文体，但他对文法的强调与他在这一时期的制义写作实践大有关联。

曾对安东省庵、伊藤仁斋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朱舜水，在日本长崎时曾痛斥八股文之有害、八股文“非文章”（朱舜水《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页），但这并没有影响伊藤东涯对八股文的兴趣。44篇制义文是伊藤东涯对儒学美文的一次实践，尽管这实践的过程中充满了犹豫。

作者：陈维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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