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书屋】“不一样的杜衡”

■子张

许久以来，每当涉及民国时期上海“文坛三剑客”这一话题，我都会想到这“三剑客”之一杜衡的“下落”。可惜一般辞书要么语焉不详，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总不像介绍戴望舒、施蛰存那样有根有据。作为杜衡老友的施蛰存先生在长篇回忆录《<现代>杂忆》中一方面为杜衡当年的“第三种人”说法做了新的解释，一方面也用寥寥数语提及他的“以后”：“苏汶于1940年以后，走了另一条道路，加强了，或者说证实了，他的‘第三种人’的反动性。听说他早已下世，他的一切言论行动，已随生命而长逝。”可这“反动性”一词，虽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似有不得不用的苦衷，然在后世读者看来，颇有类似“政治结论”的阅读效果。如此一来，杜衡的“下落”就似乎毫无光荣可言了。

难得的是，蔡登山在新出版的《重看民国人物：从张爱玲到杜月笙》中，竟有一篇长文专写杜衡，标题《杜衡：从“现代”派作家走向政论家》就已把这“下落”连同作者的“重看”态度清清爽爽地标示出来了。在绵绵梅雨中一气读完此文，后期杜衡形象的大致轮廓一下子变得清晰了。照蔡先生记述，曾经的“文坛三剑客”虽因“杜衡被谣传依附汪伪”而“正式分道扬镳、形同陌路”，而“1940年1月陶希圣毅然脱离了汪精卫集团，杜衡跟随着他于民族大义上是不曾有亏的”，结果就是文协香港分会又重新恢复了杜衡的会籍。

至于杜衡的由文学家转为政论家，蔡先生引述路易士之语解释了种种可能的原因，也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杜衡自1943年冬开始出任《中央日报》主笔直至近十年之后“上书请辞”期间的政论写作成就，当时有同事评论：“至于他政论写作的逻辑谨严，有见地，文字技术的优美，清爽与动人，更在整个中国数一数二……假若读台北报纸的社论文章，尤其是有关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文章，使人觉得读了一遍还想再读第二遍第三遍，这篇文章大半皆出于杜衡兄之手。”仅从这一番或许带些个人偏爱色彩的话，已可想见后期杜衡的“正面”形象，哪里是一个“反动性”就可以说尽的呢？即如老友施蛰存后来旧话再提，评语也已改变，有了“因揭发大官贪污而被解职”、“对1960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这些更为积极的评价。可见在很长的时间里，杜衡留给大陆文学界、文化界的印象是不完整、乃至是不真实、不正确的。

蔡先生此文最后云：“在抗战军兴以迄逝世前，他尽弃文艺，从事政论工作，凌云健笔，举凡有关时局演变之动脉，政治兴替之缘由，及政府施政之成败，国家经济建设之方案，都作详尽之剖析与沦衡，见解独到，议论精辟，让人见到另一个不一样的杜衡！”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