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阴历八月初十(公历1793年9月14日),在清帝热河行宫(位于今承德),乾隆皇帝接受了大英使臣马嘎尔尼勋爵的觐见……这注定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觐见,其意义不仅在于东西方两大帝国在相互试探中实现了权力顶层的首次交往,还在于这次事件成为后来学者试图解构清廷没落的一把“钥匙”。
此前,包括费正清在内诸多学者对此以“中国中心论”为研究视角,得出“十全老人”乾隆颟顸昏聩、夜郎自大的结论,同时认为,近半个世纪后相继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正是此时埋下的“因”。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何伟亚的研究方法区别于此前学者,他在其著作《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中,将清英两大帝国放到相对平等的历史层面,摒弃了以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为论据的先入为主观点,着重从清帝国统治状况的全景式考察和宾礼视角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在使团访华的整个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争执和迷惑,并非跨文化的误解,清廷拒绝的乃是马嘎尔尼描述礼物时所刻意展现的优越性。何伟亚认为,这一事件反映的“不是文明或文化冲突,而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这是两个扩张性殖民帝国的接触,它们中每一个的组织原则都与另一个的不相兼容”。
在国际外交礼仪尚未形成普遍共识的时代,对东西方礼仪差别化予以足够的宽容,是相互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前提。然而,此前尚无高层接触的两大帝国显然各秉雄心。“到马嘎尔尼勋爵携乔治三世的信函到达清廷时,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广阔、最富有、人口最多、连成一片的政治实体。”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刚刚萌芽,其成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得以显现,但赢得七年战争,并在向东殖民上收获甚多,尤其是海洋霸主地位的确立……英国同样拥有足够资本傲视全球。尽管乔治三世的信函充满谦卑,但他的使臣马嘎尔尼显然不愿入乡随俗。拿破仑就认为,“马嘎尔尼与中国人打交道,应该入乡随俗,因为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决定在其领土范围内外来者应如何与其打交道。”
何伟亚对清廷礼仪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乾隆之所以选在热河而不是北京接见英国使臣,并非有意怠慢,而是推行“多主制”的清朝试图以这种方式弱化英国人对“朝贡体制”的不适。马嘎尔尼坚决反对跪拜礼仪,乾隆非但没有坚持,还要求朝臣按马嘎尔尼的要求向乔治三世画像行礼,以示对等。这在清廷礼仪中是史无前例的。清廷的礼仪极大限度尊重了马嘎尔尼的意见。但马嘎尔尼似未意识到乾隆释放的巨大善意。他甚至对一路上的周密招待、补足给养等,也认为是乾隆不想见他的拖延推诿之策。
在何伟亚看来,觐见仪式上引发的冲突,并非因为仪式本身。此前清朝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想的是如何尽地主之谊,让客人吃好喝好玩好。更何况,马嘎尔尼此番访问打着为皇帝祝寿的旗号。在清朝的话语体系里,给皇帝祝寿的意义不可超越。所以马嘎尔尼无论是想抛出六条还是十三条建议,都是对这一主题的削弱。因此,马氏在礼俗场合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确有轻视皇权、对皇帝本人大不敬之嫌。乾隆对马氏不远万里带来礼物的轻蔑,更像是礼仪上的矮化,对马嘎尔尼“无礼”的变相回击。
需指出的是,此前的8月16日,清廷收到报告,“称英国卷入西藏叛乱,而叛军随后即与清廷驻藏部队交战”。马嘎尔尼极力否认,但显然未能说服朝廷,只是乾隆念客远来而未过分计较,但并不代表心里没有阴影。当所有事情叠加后,双方冲突便不可避免。礼仪冲突充其量只是双方对一系列事件认知差别的外在表象。
与英帝国志在全球范围内的开疆拓土不同,清帝国致力于向内的和平安定,其所有政策是力保皇权治下的万世太平,海禁便是写照之一。正因如此,除了来朝贡的外国使臣,清廷向来把外国人安置于边疆地带,包括贸易也尽可能远离朝廷。“尽管俄国人曾一度获准在北京进行贸易,但这是因为那时没有其他地方供他们贸易”。当清廷在北方边境城市“恰克图建立市场,所有对俄贸易都在那里进行”。英国要求开放北方口岸,必然远超清廷想象,因而没有任何通融余地。
毫无疑问,清朝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对远道而来的西方贵宾缺乏深入了解,似乎也无长远接触和深入交往的打算,所以处处设防。表面的热情接待,实际是半招待半监督半限制,让马嘎尔尼既觉得盛情难却又迈不开四处打探的步子。至于整理军队,故意示强,更是弄巧成拙。
对于清帝国,英国之所以客气,一是因路途太过遥远,二是对东方帝国因不甚了解而形成某些忌惮。当他们彻底摸清对方的底数后,战争的脚步便不再遥远,尽管鸦片贸易这一由头会背负沉重的道德枷锁,但他们毫不在乎。需说明的是,“日不落帝国”在海外的每一次登陆,开始时都像马嘎尔尼的出访,表现得谦卑平和。当其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借助强力占领便自然成为他们理直气壮的选择。这一点,英帝国在非洲大肆掳夺奴隶和珍宝、在南亚苏门答腊争夺香料,在北美洲争夺海狸皮毛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说来,礼仪冲突只是两大帝国内在冲突的外化表现之一。
作者:禾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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