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大西洋秩序内外交困，"复合型互依"呼之欲出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擎（讲堂第71期嘉宾）
【导读】“国际局势的动荡背后是国际秩序的结构性变化，全球化的时代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既有国际秩序面临的困境，给中国带来机遇也造成风险。”著名思想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擎（讲堂第71期嘉宾），11月在《解放日报》书评版撰文，就讲堂第六本著作《大国坚守——中国外交在十字路口的历史抉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发表评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大国公民和世界局势零距离。《大国坚守》是中外知名外交专家、学者对中国外交尤其是十八大后新变化、新应对、新实践的深刻思考、通俗表达。既聚焦中美关系八年、也包含新近年的中日、中欧、中俄、中非等双边外交，更有G20杭州峰会及“一带一路”等主场外交分析，体现了专业解读、正确引领。好看，好读，却不缺乏深刻、深思。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曾做客第71期讲堂“漂泊的诗歌 寻找人类精神家园” 与杨炼对话
麦克卢汉在1964年就创造了“地球村”的概念，但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才对“地球村”有如此深切的感受。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国际事务，并发挥日益显著的影响与作用，世界大局也越来越广泛与深刻地影响中国民众的生活。择校、就业、居住和理财等预期与规划，都可能与国际局势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民众也因此需要对国际事务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完备的知识，以及更成熟的分析判断能力，这样才能担当其大国公民的责任。《大国坚守——中国外交在十字路口的历史抉择》（以下简称《大国坚守》）为此做出了及时而独特的贡献。
在本书序言中，袁鹏教授提炼出“世界变局论”“中国机遇论”和“发展风险论”三个要点，以此概括中国领导人对当今世界格局的总体判断，准确而精确，为理解各位学者的丰富见解提供了一个问题意识的基本框架。在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中国如何把握好战略机遇，防范和化解发展中的多种重大风险，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最近几年，国际局势的动荡引人注目，在动荡的背后是国际秩序的结构性变化。我曾在文章与讲座中表达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全球化的时代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但迄今为止稳定而完整的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目前既有的“国际自由秩序”实际上只是一种区域秩序扩张的产物。二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大西洋国家（以北美和西欧为主）建立了一种以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原则的区域秩序，可称之为“大西洋秩序”。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个区域秩序逐渐向外扩张，使得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生发了一种构想，认为这个大西洋秩序最终能够成为覆盖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秩序。上世纪7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NIC）的崛起，以及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就，似乎肯定了这种构想。冷战以苏联解体而告终，更是对这个构想的极大鼓舞。
然而，近三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却提供了相反的证据。在冷战结束后，西方“国际自由秩序”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进一步扩张，却越来越难以应对大规模异质人口的“排异反应”。包括中国、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等的新兴经济体，大约有三十多亿人口的规模，在文化和制度方面与西方世界具有高度差异性，在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西方秩序的文化与政治影响，形成紧张、对抗与冲突的局面。与此同时，在冷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也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再次）与西方世界发生了更为直接的遭遇。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战乱，恐怖主义的威胁，欧洲的难民危机等现象，都显示出大西洋秩序正面临着文化冲突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西方自由秩序的过度扩张可能正在导致其不可承受的后果。
8月18日下午，左起：上海交大出版社总编辑李广良、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报社党委副书记谢海光一起在上海书展现场为《大国坚守——中国外交在十字路口的历史抉择》首发式揭幕
另外，大西洋秩序扩张所遭遇的抵制反弹，也反过来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内部矛盾，包括经济与文化方面的问题。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美国最为严重。1985年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经济“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期望落空，造成中产阶级的挫折与失望，也对西方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形成了挑战。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对各国的本地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都会造成冲击。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局势下，某些政客的夸大、煽动和操纵就使得这种文化冲击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西方主流思想信奉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未能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这一冲击，在民众之间产生了对文化认同的对立格局。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文化诉求的矛盾相互交织、彼此纠葛，造成了西方社会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
所有这些变化都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断定西方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但有相当强的理由推测，二战之后的“国际自由秩序”正在面对严峻的挑战，不只是面对向外扩展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既有国际秩序面临的困境，给中国带来机遇也造成风险。有人相信西方的衰落正好给中国带来“反守为攻”的好时机，但这种想法很可能也是一种错觉和误判。
面对巨大而复杂的世界变局，《大国坚守》中的许多作者，都展现出清醒而审慎的学术品格。他们认识到，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处在“复合性相互依赖”之中，分享着人类共同的命运。中国已经是世界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变化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包括许多不确定性。他们的论述一方面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同时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保持自觉的警惕，并辩证地强调了国家利益与人类普遍利益的一致性和兼容性。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绝不谋求世界霸权，而是主张“合作共赢”，寻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未来。这些学者的努力体现了这种理想的追求。他们从各自精湛的专业研究出发，对于中美关系、双边外交以及中国的国际战略展开深入浅出的分析，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辨析问题的难点与关键，提供相应的对策构想。
“中国走入了新时代，世界国际关系也将进入新时代”。而“大国坚守”的努力需要中国人具有大国公民的国际意识和责任担当。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作者们的理论和见解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为中国读者认识和思考国际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启发和教益，展现学者们深刻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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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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