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郎所熟知的王尘无，只是1933、1934年至1938年的王尘无”

不过，唐大郎所熟知的王尘无，只是1933、1934年至1938年的王尘无，且其更表现出旧式文人、小报文人、通俗小说家的一面。这也许会给读者一种误会，其在这短短四五年时间，或已发生了某种变化、转折。其实不然。虽然“软性电影”论争至迟于1935年几已尘埃落定，但直至1937年、亡故前一年，王尘无仍在积极撰写影评、剧评，而其旧式文人、小报文人、通俗小说家的一面，显然同时系于一身，贯穿于其全部人生旅程（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但在四五年间，一人之思想、人生发生变化者，并非绝无仅有。王氏所批判的穆时英即如此。自1933年夏光华大学毕业，步入职业生涯，至1939年10月返沪，加入汪记、直至翌年身死，其思想观念与人生屐痕一变再变（王贺：《穆时英的职业生涯、收入及其创作》，《上海书评》2018年6月28日；《穆时英职业生涯新证》，《学人》2019年4月26日），整个三四十年代文人的创痛、挣扎、背叛、苟且之运命，似亦已集中于穆时英一人。相较之下，王尘无虽有左翼影人、旧式文人、小报文人、通俗小说家等多重身份、面相，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学和思想遗产，有待今人批判、继承、发展，迄今仍是一未知数，而其带给我们的印象，似仍显得有些单调、平淡。

约1947年唐大郎和文艺界人士合影

但在《纪念集》中，包括王尘无在内的诸多近现代文人、影人、学人、艺人、书画家的研究资料，实不知凡几。该书的文献史料价值，正如我在《纪念集》首发式座谈会上所谈，至少可从以下四个不同的脉络当中来理解：

第一，诗文、掌故写作的传统（尤其明清以降），包括其与出版业、大众传媒的密切关系。一般所知之近代掌故家只瞿兑之、郑逸梅、陈定山、高伯雨数人，其实唐大郎亦属个中翘楚，其同时代人如徐彬彬（如《凌霄汉阁谈荟》）、汪仲贤（如《倒灶室笔谈》）、林庚白（如《双梧书屋笔记》）等，亦有不少掌故文字发表，有心人正可衡短论长、仔细商量。

第二，通俗文学的脉络。唐大郎笔下对张恨水、秦瘦鸥、包天笑、潘柳黛、苏青、张爱玲等人，都有很多记述和评论，对我们认识这些通俗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三，电影、话剧、旧剧（曲）生产的脉络。本文所论王尘无即是一例，至于费穆、桑弧、洪深、欧阳予倩、舒湮、梅兰芳、荀慧生等艺苑名家，此集中亦有不少笔墨，可助识者综合新旧文献，构会甄释。

第四，在四五十年代文学和社会的转折中，小报和小报文人如何调适、妥协直至失败的整个文学生产场中，重新审视其作为另一种现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及限度。

作者：王贺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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