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我会继续努力，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

报： 2016年，您曾和哈佛大学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联名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三年时间过去了，您对此的看法依旧吗？

尼尔·弗格森：基辛格曾说，对历史的诠释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映照。显而易见的是，既然美国总统已经有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为什么不能够增设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呢？事实上，多年来美国政府在重大政策制定上接连犯下错误，症结便在于总统对于“以史为鉴”的忽视，这些年来伊拉克土地上所发生的就是最好的证据。2003年，当乔治·布什总统选择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时，他似乎都没有完全理解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区别，也不了解萨达姆政权是由少数的逊尼派领导，打压占多数的什叶派群体。他没有听到警告，而这一行动可预见的后果将是一个什叶派主宰的巴格达支持中东的什叶派大本营——伊朗。

我和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并没有指望事情会完全按照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但至少，我可以继续努力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至于我本人，我可以通过演讲和写作，告诉人们在面对当下一些棘手问题时，有哪些历史经验可以学习、借鉴。

我并非一定要看到“历史顾问委员会”建立起来，但我相信，如果“历史顾问委员会”真地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曾发问，“究竟是国家需要历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需要国家”？似乎学者对于历史学家参与国家治理的程度有不同理解。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

尼尔·弗格森：如果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践行自己的责任就是给象牙塔里的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学生授课，那么，在我看来，他对于“责任”的理解过于狭隘。我们这些研究“昨天”的人的责任不只在于告诉哈佛、牛津，或者清华的学生“从前发生些什么”，而是要面向更大范围的公众，面对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把历史的经验解释给今天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比如说，怎样的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利益？更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我相信历史学家可以给出一些建议。

总之，历史学家可以以“坐在讲桌前教课”为己任，但势必要有人站出来发声，否则，“以史为鉴”恐怕只能是句空话罢了。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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