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日：翻开第一手史料，走进82年前那不能忘却的记忆

今天

是第六个国家公祭日

我们以国家的名义

祭奠30多万死难同胞

82年前，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2019年，已有12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只剩 78 人。

我们选摘《东京审判征战记——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团队》书中的部分文字，以此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

由于日军封锁消息和销毁罪证，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程度并不了解；作为检方举证，仅凭媒体报道是难以成立的。因此，如何为法庭提供充分的人证物证，便成了中国检察组的关键任务。

国际检察局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非常重视。

早在1946年3月，裘劭恒随向哲濬和两名美国助理检察官莫罗、萨顿到中国实地调查，历时5个星期，期间会晤了31名证人，他们共同撰写了题为《来自中国的报告：对平民的暴行》的调查报告。

东京审判开庭后，他们再次到南京等地取证。从1946年5月31日到6月12日，他们搜集了大量证据，并邀集若干证人到东京出庭作证。裘劭恒还对6个典型案例进行了专门核对。

裘劭恒晚年曾回忆那一段亲身经历：

1946年3月至6月，为了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让战争罪犯受到应有的惩处，两度到南京寻找证人证据。因距开庭只有两个月时间，任务紧急，我顾不上顺道回上海家里探望父母，乘飞机直飞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找到了司法部刑事司杨兆龙司长，要求配合取证，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取证工作。当时，中国最高法院门口曾出了各布告，号召幸存者、目睹者、受害者及其亲属前来递交控诉材料。听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南京搜集证据，惩办日本战犯，为受害同胞申冤，一时间，中国最高法院门前挤满了愤怒投诉的人群，哭骂声不绝于耳。我们通宵达旦地翻阅登记了上万份控诉材料，从中挑选了10多份书面材料，按国际上通用的英美法律程序做了“誓证”，即证人、本国律师和外国律师一起在书证上签字画押。

中国朝野也非常重视，1946年6月各界成立“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共51名委员，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陈裕光议长和副议长陈耀东负责。

委员中包括伍崇学等16位参议员、外交部司长杨兆龙和杨云竹，以及法律、新闻等各界贤达；并聘请了17位顾问，包括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文官长吴鼎昌、教育部长陈立夫、军政部长陈诚、外交部长王世杰、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最高法院院长夏勤、检察长郑钧等。

6月23日，调查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9月12日，由陈裕光和陈耀东具名发出致外交部的公函，报告了初步成果：

迄现时止，已经调查有确实之证据而足为敌人罪行之证明者，计有一千八百四十余案。其中有柏鸿恩、殷有余二人系于敌人实施集体屠杀时，从九死一生中逃出，而已身受重伤者。又有陆李秀英一人，系被数敌人欲实行强奸而与之拼力格斗，身受刀伤三十三处之多，几濒绝命，卒赖鼓楼医院医师施救而能幸存人世者。此三案情形极为惨重，而证据亦极确凿。业经本会驻会委会决议，先将柏鸿恩等三案连同调查表照片等件，电请中国驻日代表团上海通讯处姚更生先生转我国驻日检察官向哲濬先生，提向东京战犯法庭，征调作证。至其余案件类此情形者固多，现正在整理审查之中。当再陆续检送作证。

1946年8月21日，委员会把《男女死伤统计表》《敌人罪行种类统计表》《可提供作证被害人姓名、住址表》以及《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等文件，转送已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经过四个月的调查，在《敌人罪行种类统计表》中，共列举日军暴行材料2784件。其中包括：枪杀1159件、刺刀刺杀667件、集体屠杀315件、拉夫285件、烧杀136件、打死69件、先刑后杀33件、先奸后杀20件、炸死19件、强奸16件、集体刑罚14件，等等。1946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法庭审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检方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跟随裘劭恒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

威尔逊医师

7月25日，出庭的证人是前面提到的美国人威尔逊。他是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1937年南京陷落后，医院收留的不少病人都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或幸存者，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许多伤重者就死在医院。他以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军罪行：

我能想到的案例之一是一个40岁的女人。她被带到医院的时候，脖子后的肌肉全部被撕裂了，头摇摇欲坠。从她自己的叙述和带她来医院的人的叙述中，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日本士兵所为……一个八岁的小男孩被带到医院时，腹部被刺伤，胃被撕裂。一个男人来到医院，他的下巴被子弹打穿了，几乎无法说话。他身上有三分之二被烧伤。我们能回想起他的经历：他被日本兵抓住了，开枪，浇上汽油，点火。两天之后，他死了。另一个收治的男人，他的整个头部和肩膀被严重烧伤，但是还能说话。他告诉我们他是一大群人中的唯一幸存者，他们被绑在一起，浇上汽油烧。我提到的这些案例，我们都有照片。我们收治的一个60岁的老人，胸口被刺刀刺伤。他的经历是：他离开难民区回到城市的其他地方找一个亲戚。他遇到了一个日本兵，刺伤他之后把他扔到排水沟里自生自灭。6小时后，他醒过来，他恢复了意识然后回到医院。自南京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如此的案例每天都有发生，持续了六七周。

另外，日本占领南京前，出售鸦片是重罪，威尔逊从未在南京见过挂牌出售鸦片的商店。南京陷落后的一年间，他发现在一条主干道上竟然有21处公开售卖鸦片的商店。威尔逊作证一直延续到7月26日。

7月26日，4名中国证人出庭。

第1位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负责人许传音博士。他是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从1928年起一直住在南京。日军占领南京时，他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兼红十字会会长。

南京陷落的第三天，他在南京城街头看到尸横遍野。他试图数清主干道两侧的尸体，很快就数到了500多具，以致他再也数不下去了。还有一天，许传音看到日本兵闯进安全区，用绳子把难民的手捆在一起拖走。

中国出庭证人许传音

第二天早上，他在国际委员会总部附近听到机枪声，才知道那些难民已经被机枪打死，而尸体被抛入池塘。许传音还控诉了大量日军强奸、杀戮妇女的暴行：“日军对中国妇女的行为更为恶劣，我们简直难以想象这是在文明世界发生的事。”“有一日，在其中一个营地，日兵开来了三辆卡车，企图将该营地内的女孩全部载走，把她们带到其他地方以便施暴。我赶了去——试图阻止他们，但却无果。这些女孩、女人，从13岁至40岁不等。”

许传音也讲到红十字会掩埋尸首的经历。他说：

约有200名常规的工作人员在做这种工作。我们收葬了43000多具尸体，但这个数字实在太小。因为他们不允许我们透露所收葬尸体的真实数目。起先，我们不敢给出数字，也不敢作任何记录。之我们后我们只是私自记录。这个数字仅仅代表我们收葬的人。他们皆是平民不是士兵。

中国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部分记录

接着是3名南京居民作为受害者出庭作证，他们是尚德义、伍长德和陈福宝。

尚德义是一名零售商人。他在难民营被日军抓捕，和1000多名男性平民被捆绑到长江边，日军集体机枪扫射前，他侥幸倒在地上，压在许多尸体身下，免于一死。

贝茨教授伍长德是一名警察，陈福宝是南京市民。他们和尚德义相似，都被日军抓捕，几乎被机枪打死和被刺刀刺死。

7月29日，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茨（Miner Searle Bates）（曾用贝德士、裴志等译名）作为检方证人被传到庭。他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委员会的宗旨是保护中国平民。他列举大量目睹的日军暴行。

贝茨教授

他说：

大量中国士兵放下武器投降了。在最初的72小时内，他们很快被押到南京城墙外，被机枪射杀，大部分的屠杀事件发生在长江边。我们国际委员会雇用劳力埋葬了3万多具中国士兵的尸体。

当他被助理检察官萨顿问及“日本兵对南京城内妇女的行为如何”时，他回答说：

这是整件事最粗鲁悲哀的一部分。在与我相隔最近的3户邻居家中，有妇女被淫辱，包括大学教师的妻子。有5次我遇到士兵正在行不轨。我把他们从女人身上拉开了。就之前所述的安全区事件报告，和我自己所作的难民记录来看，总共有数百起奸淫事件。当时我已将具体细节附上交给了日本当局。我作的记录包括了3万名在不同地点、不同金陵大学大楼中的难民。南京攻陷一个月后，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向德国当局作了报告，称他和他的同事相信有不少于2万起的强暴事件发生。不久前我只根据安全区的报告作了保守估计，奸淫事件有差不多8000起。每个白天黑夜，有大量不同的士兵团伙，通常15至20人一组，在城中游荡，闯入房子里搜寻女人。在金陵神学院，就在我一位朋友眼皮子底下，一名中国女子被17名日兵快速轮暴。我不愿重复个案中那些残虐变态的淫行，但我想说仅在大学内就有一名9岁的女孩儿和一名76岁的老妪被强暴。

贝茨还就日本抢劫私人财物、烧毁建筑物和推销鸦片等罪行作证。

8月7日，中国军医梁庭芳上尉出庭作证。

南京陷落前，他和医疗队奉命留在南京照顾中国伤员。他们穿上平民服装，住在一个难民营中。他叙述了日军把他们从难民营押到长江江边后集体屠杀的情景：

日军占领城池时，我们正住在难民营。16日，我们接到日军指令，要求前往南京境内长江沿岸的下关。我估计有5000人分为四列行进，且队伍长达3/4英里。当我们到那儿时，我们在江岸上排成一列。在队列两侧及队列前方排着机关枪和日兵。机关枪正对着队伍。有两辆卡车装载着绳子。日兵把人五个一组捆在一起，将他们的手腕绑到腰后。我瞧见这些小组中第一个人被日兵用来复枪射死，并被抛到了江里……射杀持续4小时后，我和我的友人决定逃跑。于是约23:00的时候，我与我的友人冲向江边跳了进去。日兵朝我们开机关枪，但并未射中。江上有一陡岸。我们发觉水只没腰，于是便藏在陡岸下。借着阴影，日兵才未发现我们。然而，他们冲我们扫射机关枪，射中了我的肩。射杀犯人直至凌晨2：00方止。我因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

这样，梁庭芳也侥幸逃生。

8月15日和8月16日，检方最后一名证人，即前面提到的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出庭。从1912年到1940年，他一直在南京新教圣公会教堂任职。他列举了大量亲历的日军暴行，使人震惊。例如：

我曾在一列被带出来杀死的人身边走过。这些人主要被步枪和机枪射杀。我们也知道几百人被聚集在一起然后被刺刀捅死。有一个女人告诉我，就在她面前，她的丈夫双手被绑住，然后被扔进池塘，当时她就在那里，他们并不让她救他。只是让他当着她的面沉下去。12月16日，他们去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难民营，因为那曾是我们基督教教会的一部分，并从那个教会中带走了14个人，包括那个中国牧师的15岁儿子。4天之后，14个人中有一人，一名苦力回来了，告诉了我们剩下人的命运。他们和其他1000多人被聚在一起，赶到长江边，用交叉火力机枪从各个角落进行扫射。……强奸每一天都在持续发生。很多女人甚至小孩被杀害。如果一个妇女抵抗或者拒绝，她会被杀死或者刺伤。我给其中的很多受伤妇女拍了照片和视频——妇女脖子被切开，浑身被刺伤。如果这些妇女的丈夫试图以任何形式帮助她，他就会被杀掉。

马吉牧师

极为难得的是，马吉牧师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电影摄影机摄下了长达105分钟的胶片，记录了日军烧杀抢劫强奸的真实场面，留下铁证，给世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其第4号纪录片的说明中详细记录了夏淑琴一家遭受的暴行。不久前，马吉的儿子遵从父亲的遗愿，把当年使用的电影机连同所摄胶片，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

摘自《东京审判征战记——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团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向隆万

编辑：宣晶

责任编辑：宣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