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桐：“因为好奇，结了一辈子的杜威缘”

《杜威全集》

刘放桐教授（右）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

1983年在武汉召开分析哲学会议。右二为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

■文汇报记者 李念

2015年8月8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一张桌子上，以激情红色、冷峻灰色、深刻黑色分别代表不同出版时期的三十八本《杜威全集》，似乎列队迎候着人们的目光。复旦大学“杜威中心”主任陈亚军宣布，《杜威全集》中文版历经十一年，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牵头，经全国高校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终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全部出版。

面对着这份由几代学人共同铸就的事业“结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含着深深敬意的目光投向了中文版《杜威全集》的主编——八十一岁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放桐。

日前，本报记者 独家采访了这位中国的杜威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杜威中心”顾问。尘封的记忆被打开：刘放桐与实用主义哲学的独特渊源，上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几段坎坷镜头似乎回放在面前。

因好奇杜威为何挨批，跨科考上西哲研究生

1954年毕业于经济系本科、1955年在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工作的刘放桐，对当时《人民日报》上总有科学家或知名自然科学工作者撰文表示与美国哲学家杜威划清界限的现象感到非常好奇。

“那时似乎空气里弥漫着‘一切坏的名称都叫实用主义’的味道。”刘放桐描述道。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右倾主义彭德怀，甚至把“四清”对象都归结到“实用主义”。“我非常好奇，就到东安市场旧书店去。在那里果然找到了实用主义的开创者詹姆斯和集大成者杜威的很多著作。”刘放桐逐一翻阅，结果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刘放桐因为好奇心而发现了“惊天秘密”，但在那个年代，不符合形势的话就是错话，一旦谁说了错话就是“敌我矛盾”。好在没多久，1956年9月，“八大”召开，思想界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放。1957年，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相继恢复了哲学系，使得北京大学不再是当时全国高校中唯一设有哲学系的高校。

因为已对实用主义哲学有过一番琢磨，刘放桐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研究生，跟随何思敬先生攻读西方哲学。那一年，考上西方哲学硕士生的还有汝信（中国社科院）、陈启伟（北京大学）。刘放桐说，从此他这一辈子便与杜威、与实用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编写《现代西方哲学》填补空白，被批“第二冲击波”

“杜威的实用主义之于哲学界，如同哥白尼之于科学界。”对实用主义有如是评价的刘放桐，对于杜威的研究却是经历了一波三折。

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中国现代哲学史”课程，其中涉及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学校听闻刘放桐“琢磨”过实用主义，便让他参与编写部分教学资料。

1961年，刘放桐被分配到复旦大学哲学系工作，当时颇有担当的全增嘏先生冒着风险开设“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课程，他闻知二十七岁的刘放桐有过实用主义的研究，便将接力棒传给了他。

1981年，刘放桐在其历年教学基础上编撰的《现代西方哲学》出版。当时，正逢封闭数十年的国门刚刚开启，渴望了解西方世界的中国知识界如饥似渴，不仅是哲学工作者购买，一般的知识人士也很踊跃，十几万册《现代西方哲学》很快便脱销。然而，《现代西方哲学》很快遭到批判。

据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江怡回忆，当时点名批评两本哲学著作，除了《现代西方哲学》，另一本是当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车铭洲、王守昌合著的《现代西方哲学概论》，“罪名”是不写马克思主义而推崇西方思潮。“幸好，教育部和上海市委调查组联合审查后，得出的结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所做的批判。”

转眼到了1986年，《现代西方哲学》计划出修订版。舆论的限度究竟在哪里呢？刘放桐打算以客观介绍实用主义作为突破口。“我每写一句话，都想好了如果被批判，自己该如何反驳。”他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重新评估实用主义哲学》一文，文中以小标题方式进行“试探”：实用主义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不是形而上学；实用主义不是反动哲学。

没想到，“试探”的结果是，很多同行纷纷对他说，“你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于是，这篇文章得以正式刊发。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席便让担任副会长的刘放桐专门负责与美国哲学界的联系。

1988年，“全国实用主义国际研讨会”在成都召开。“那一年，是中国实用主义研究的转折年。”刘放桐说。

迟到了十年的“中美哲学家对话”，七十岁担任《杜威全集》主编

种子一旦发了芽，就会茁壮成长。1980年代，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资深哲学教授ArchieBahrm经常来中国，刘放桐向他介绍了实用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Bahrm教授听后很感兴趣，向刘放桐介绍了美国哲学促进会（SAAP）和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杜威研究中心。前者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二战以后被来自欧洲的分析哲学占据主流而退潮的本土哲学的发展，后者则是美国最早的杜威研究中心，集纳了杜威所有的资料。1988年的国际研讨会后，中美双方哲学界的联系更为密切。

1992年，刘放桐应邀去美国讲学数月，关于两国哲学家对话的倡议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新世纪的2002年才真正落实。

2002年，迟到了十年的中美哲学家对话终于得以实现。研讨会上，刘放桐提议，美国已在1991年出齐《杜威全集》，中国可否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复旦能否成立“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

经过两年的酝酿，2004年秋天，已调任上海社科院的华东师大原校长助理童世骏陪同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朱杰人登门拜访刘放桐。随之，由刘放桐担任主任的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作为主力、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全力支持的《杜威全集》中文版出版事宜，就这样拍板决定了。古稀之年的刘放桐担任《杜威全集》主编，一场凝聚着全国高校数十位相关学者的心血，考验其学术功力和攻坚毅力的持久战，由此打响。

“懂了杜威，也就懂了美国的文化和思想。”与杜威研究相伴六十年的刘放桐在《杜威全集》三十八卷发布会上如是说。回忆起与实用主义研究相伴的风风雨雨，这位年已八十一岁的中国实用主义研究专家寄语后辈学子，“翻译只是第一步工作，更多的是要加强深入研究。”

让刘放桐感到欣慰的是，2014年12月，他将复旦“杜威中心”的接力棒交给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讲座教授、实用主义研究专家陈亚军。“他的人品好，研究专心而专业。”说到这里，刘放桐教授的眼前浮现出当年留美前辈全增嘏教授让他接力挑起西方哲学教学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