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一支笔“写”出《文汇报》

徐铸成

　（制图：薛英艳）

1938年年初，在《大公报》空荡荡的报馆里，徐铸成第一次听说了《文汇报》创刊的事宜。

早些时候，由于日本当局的检查制度，《大公报》宣布停刊转移。总经理胡政之宣布，工厂暂维持，其余职工，除留一部分善后外，一律遣散，徐铸成也在遣散之列。直到多年以后，提及这一点，他仍然有些愤愤不平。

被遣散以后，徐铸成仍然常常去《大公报》的报馆，与留下来善后的副经理李子善交换消息。有一天上午，他们正在闲谈，忽然有两个人找来，并在李子善的陪伴下，到排字房和机印车间看了一遍。

徐铸成问李子善：“他们来和你谈些什么？”

李子善说：“他们要创办一个新报，想找我们代印。还有，他们还没有请到总编辑，托我介绍，老兄有意一试吗？”

徐铸成心想，办报而没有总编辑，岂非笑谈？于是哈哈一笑拒绝了。

结果几天以后，同乡储玉坤前来找他，说自己加入了新创立的《文汇报》，任国际版编辑，这一次是奉命专请徐铸成去写社论的。徐铸成便问：“每个月写几篇？”储玉坤说：“每天一篇。”徐铸成再问：“言论有没有限制？”对方答：“题目和内容一切由你决定，报社保证不加以修改。”

后来，《大公报》的胡政之决定投资《文汇报》，条件是让徐铸成和另一名记者王文彬进入报社。胡政之解释说，这次投资“经理部不参加人，目的不在于营利，而在于使它保持态度不变”。

就这样，徐铸成正式加入了《文汇报》。他是出了名的快手，不仅为日报写言论，还要为晚刊写时评。每天他主编版面，头条新闻稿刚刚发下去，一篇短评或社论就一挥而就。有时晚刊缺新闻，他就把日报的新闻加以综合改写，加上自己的见解分析，又变成一篇新的报道。

报社的编辑部仅二十余人，不少编辑编了日报编晚刊，编了晚刊再编日报，不分昼夜，睡眠的时间很少。尽管如此，大家的生活都很愉快。每晚12点过后，一切稿件都编好，评论也写好了，大家就在一起吃夜宵。夜宵都是各自掏腰包买的，他们称之为“劈硬柴”。编辑部对面有“五芳斋”等好几家小吃店，大家团团坐在一起，边吃边谈，海阔天空。

《文汇报》创刊后，销路越来越好。徐铸成回忆成功的经验时说：“当时，我们的编辑来自四面八方，编报的经验很少，就我个人而言，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进步思想，又和广大群众缺少联系……最主要是由于被远远抛在敌后的‘孤岛’中，几百万爱国同胞需要鼓舞、需要希望，都想从报纸上听到抗战和胜利的声音。”

在工作上，徐铸成对于编辑和记者非常爱护。当时，《文汇报》唯一一名记者邵伯南（红叶），经常采写一些浦东游击队的消息，以及揭露日寇、汉奸暴行的新闻，屡次惹得日本当局大为恼火。那时，上海的汉奸在浦东成立了一个“大道市政府”的傀儡组织，还在租界地区搞了个名为“上海市民协会”的反动组织，尤菊荪是这个协会的头子。1938年6月11日，《文汇报》刊出邵伯南的“本报特写”，报道爱国志士于10日开枪狙击尤菊荪的消息，引起日本方面大为震怒。他们把严宝礼找去，一定要求给邵伯南免职。

徐铸成知道日本人要杀鸡儆猴，问严宝礼：“你同意了？”严宝礼说：“有什么办法呢？”徐铸成很生气，说：“要调走编辑部任何一个人，我就先走。”严宝礼说：“何必呢，想想办法吧。”最后，报社根据邵伯南以前提出的愿望，将他作为特派记者，派往内地采访。

《文汇报》被迫停刊后，徐铸成前往香港主持《大公报》相关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严宝礼立即筹备《文汇报》的复刊，并急电徐铸成请他回来合作办报。此时徐铸成在筹备《大公报》上海版的复刊，难以脱身。但他对自己一支笔“写”出来的这张报纸难以割舍，最终于次年6月彻底与前后待了18年的《大公报》分手，回到了《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