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漫步：走进潘天寿纪念馆
老鹫图轴 指墨
杭州日报 文/陈友望 供图/陈永怡
“中国有个潘天寿。”每当说起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人们总是这样满怀钦佩。西湖周边，有形的高峰不多，但无形的文艺高峰却不少，潘天寿无疑就是其中闪亮的一座。
潘天寿，出生于1897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时局变幻的时代；死于1971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被革命和清算的年代。14岁，在翻开《芥子园画谱》后，他便立志于做中国画家，从此踽踽独行60年，构筑了别开生面的中国画新天地。
潘天寿认为，诗书画印要“四全”。他说，“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一方画桌，一张画纸，一副笔墨，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谁有创造，谁就能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
百花生日是良辰
潘天寿的生日，是传说中的花节，他喜欢自己是“百花生日生”，往往在得意之作上盖上“百花生日生”的印章。
他从小时候的涂鸦到立志做中国画画家，缘于一本《芥子园画谱》，懵懂之中攒钱把它买下，从此画谱成了潘天寿学画的无言老师。12年后，潘天寿投考有名的浙江第一师范，在考试中，潘天寿的策论言情并茂，在1200名考生中夺得第一，总分第二。这篇策论潘天寿自己很是满意，数十年后还背诵如流。
在浙江一师，美育有崇高的地位，这里竟有三间画室、200台风琴。学校里开设有书法课，好老师很多，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都名满一时，潘天寿亦向校外的马一浮、张宗祥学习。在校时候，潘天寿的字渐渐脱颖而出，索字者纷至沓来。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做书画二三十幅，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花在书画上。
李叔同给潘天寿上的第一堂图画课，便是一片枫树叶的写生，李叔同在日本接受的是西画观念，但潘天寿交的图画作业却是粗笔画，明暗层次很少。然而李叔同也从未责备过他西画太潦草，虽然有专职的国画教师，但潘天寿总是常去向李叔同请教中国书画。学生尊敬自己的先生，先生也理解自己的学生，他们相处得非常自然。
在一师的五年，潘天寿真正得到的是人格、学养、器识和艺术的熏陶。虽然作为学生，他同李叔同的观念和路径差距很大，但对李叔同等老师人格的认同和敬仰，潘天寿保持了一生。
晴霞图轴
高古雄浑重千钧
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杭州开办。院长林风眠赴沪请潘天寿任中国画主任教授，从此潘天寿再次结缘西湖。而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召开，让潘天寿见到了后来成就他大名的秃鹫。
西湖博览会的博物馆、艺术馆等就开在孤山边，博物馆的珍禽异兽从全国各地征来。潘天寿在一个装有几只秃鹫的笼子前驻足观赏良久，他第一次看到这样强悍的空中霸主。他细细观察，表现秃鹫的欲望就在这时形成了，他要表现力量，表现丑美带来的力量！
他欣喜异常，飞奔回家，快速地完成了一副老鹫图，接着又画了一幅双鹫图，越看越得意。而在此之前，画史上只见到画普通的老鹰，或许是画师们也嫌秃鹫太过丑陋，或许是画师们从未见过栖息于高山飞翔在深谷上空的秃鹫。
当《秃鹫》在学院的美展中展出时，新鲜、奇特、有内涵的秃鹫引起大家的关注。那雄踞于方岩之上的鹫鹰，高古雄浑，神骏不凡。那目光睥睨一切，那翅膀横扫千军，墨韵中饱含骨法气势，点划间深藏千钧之力。潘天寿一直喜欢画鹰鹫，他上世纪六十年代画的《鹰石山花图》也在近期的拍卖中拍出2.79亿元的天价。
“岸天烟水绿潾潾，一桨飘然离乱身。”当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并很快把战火烧到杭州时，潘天寿随着学校内迁至湘江边写诗感怀，由此开始了多年的离乱生活。抗战以来，国立艺专四易校长，六迁校址，后来潘天寿走马上任国立艺专校长，开启他的“教授治校”历程。抗战后，国立艺专奉命回迁杭州，他随后也辞去了校长之职，又有更多的时间沿着白堤、断桥观赏，画他喜欢的荷花了。
如今，潘天寿的研究者惊奇地发现，抗战时期，他忧国忧民，聊无画性。而在全面内战时期，潘天寿竟然画出了不少代表性作品，这时候，他的画面开始出现单纯的大石块，几乎大到占据画面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而且完完全全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作品趋向凝练、和谐的境界。
这些引人注目的巨石，仅用几条轮廓线条来表现，这是前无古人的画法。潘天寿画石，一是用笔特别凝重，力透纸背，以表现岩石的质量感；二是用笔毛辣生涩，变化丰富，以表现岩石的粗糙坚硬；三是他画石虽很少用皴擦，但他对石的结构关系最为注意，岩石的凹凸转折、皱裂纹路、前后层次、组织规律，他都表现得一清二楚，毫不马虎。他用极简括的笔墨画极大的岩石，仍有千钧之重。
松石梅月图轴 指墨
峥嵘壮阔时代魂
杭州解放后，潘天寿抱着“君子不党不群”的态度留在杭州，“人物画是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我们的教授们为什么不能画人物画呢？”艺专的党组书记说。潘天寿不愿落伍，决计尝试画现代人物。
学校让毕业班去乡村体验生活，潘天寿、林风眠等几位老教授也一起下乡。这一段时间，潘天寿认真地体验生活。回校以后，潘天寿改改画画，先用铅笔起草，再改毛笔工笔勾勒，在一张《踊跃争缴农业税》的小幅作品上，他画了一共十个不同姿态的人物。画展一开，许多老教授都展出了人物作品。而《踊跃争缴农业税》还被作为解放初的代表作，收进各种画册，最后中国美术馆收藏了这幅作品。
后来国立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成立了一个民族美术研究室，有潘天寿、黄宾虹、吴茀之等人。潘天寿对整理民族美术遗产资料也颇有兴趣，还为学校搜集到一批可贵的古画资料。后来，全国美术家协会成立，认为花鸟画还是可以为工农兵服务的。潘天寿便画了一幅《青蛙竹石》，在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中受到欢迎。当时还有人说，“中国画不能作大画”，于是他决计画一张大点的作品，不久，巨制《和平鸽图》诞生了。
接着，首都北京饭店搞装饰，向潘天寿订画，他画的《小憩（七只鹭鸶）》《红荷图》被选中。此后，不少宾馆请潘天寿去画画。1954年，华东分院的中国画以彩墨画的名称复活了。此时的潘天寿，正努力摆脱孤傲超脱、萧疏淡逸的情操，而去追求雄健劲拔、奇崛奔放的独特风格，他认为这样更能表现峥嵘壮阔的时代精神。
1955年，潘天寿随师生到了雁荡山，回来后创作了《灵岩涧一角》，此后他多次去雁荡山体验生活，写了许多诗歌，还画了《小龙湫下一角》等许多精品杰作。随后，潘天寿被任命为华东分院副院长，自然抓国画教学，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中西画要拉开距离。他对中国传统绘画非常执拗，他深深体会到离开传统，中国画就难以在世界绘画界立足，但他不是抱残守缺，而是要发扬光大传统的优秀部分，从传统中寻找创新的道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作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正式提出，“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应该分科学习”，还开创性地办起了书法篆刻专业。当时，潘天寿画展先后在杭州、北京举办，引起轰动，各地竞相邀请讲学作画，一时间名播天下。但随着“文革”的到来，潘天寿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批斗，没日没夜地折腾。1969年，他被押回老家宁海游斗，握笔写下了最后的一首诗，诗中有“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句。1970年末，73岁的潘天寿住进医院，数月之后，他在孤寂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