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想起《团泊洼的秋天》
晚年郭小川
《团泊洼的秋天》手稿
石湾
去年秋,著名作家冯牧先生的女儿程小玲将冯牧的珍贵手稿《战地手记》和生前收藏的作家著作签名本一千多册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因与冯牧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大都已离世,出席捐赠仪式的文艺界朋友几乎都是他的老部下及他战友的子女。最后一个发言的是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在发言临近结束时她说,她和哥哥小林带来一些有妈妈杜惠亲笔签名的郭小川著作,因数量不多,优先赠送给与会的叔叔、阿姨。
我与郭小林是同事,早些年还是邻居,属于同一辈人,当然不属受赠之列。待他俩赠书将毕,我发现小林手里还有一本精装的《郭小川精选集》,就厚着脸皮说:“是否可以破例赠送给我呀?你妈妈在《光明日报》编副刊时,我曾是她联系的作者。”小林答:“刚才找不到纸,情急之下,晓惠把好几个要补赠书的叔叔、阿姨的地址记在包封的背面了。”我灵机一动说:“包封你留下,把书送给我就行。”小林笑了,补上他的签名,就把《郭小川精选集》赠给了我。
郭小川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崇拜的当代诗人。在1968年,还有幸与他结识。那时,郭小川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年轻编剧邢益勋、赵云声等在国家体委乒乓球队体验生活,周末常到邢益勋家来打桥牌,而我恰好是邢益勋的邻居,于是我就有了多次和他谈诗及打桥牌的机缘。到1969年,当时已被“砸烂”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化部的干部一锅端分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和河北怀来(后迁到静海的团泊洼)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郭小川去了咸宁,我则流落到团泊洼,从此再未见过面。
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在天津城东南五十多公里处,位于独流减河南侧“新生”劳改农场内。到1972年,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下放的干部陆续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因留下待分配的干部越来越少,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奉命撤销,所剩的学员统统合并到了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郭小川就是在两校合并之后,于1974年底,与张光年(即诗人光未然,后任 《人民文学》主编、中顾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许翰如(后任文化部群文局局长)、王朝垠(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起流落到团泊洼的。
那时,我与大多数难友已先后离开干校,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团泊洼已是“静静的团泊洼”了,留在那里的只有少数待分配的干部和郭小川这样仍未解除审查、继续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革命老干部。
郭小川是在此年的8月13日由中央专案组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其主要罪名据说是“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查抄的叶群日记上有“文艺问题找郭”六个字。他由咸宁转到静海途中,是由专人押送的,到北京转车时,不准他下车回家,只准在丰台车站停留。到团泊洼后,由专人看管,也不允许他回京参加儿子的婚礼,更不允许儿子、儿媳到团泊洼来探望。因此此时郭小川的心境是苦闷、惶惑的,几近心灰意冷。1975年1月3日,他写信给女儿晓惠说:“我曾经‘名噪一时,(这大概不是夸大吧),味道尝过了,辛酸也受尽了,现在才懂得它不值得羡慕了。”
冬天过去,春天到来。尽管团泊洼尘沙飞扬,树木稀少,但毕竟有了一点绿色的生机。但郭小川仍看不到“解放”的希望。他在给河南友人杨晓杰的信中说:“我生多难,又住进了干校。地点不同,审查依旧,而且又加‘新罪,,比咸宁有过之而无不及。‘鬓发多年作白,寸心至死如丹,,任他们罗织去。”到了夏天,各种消息越来越多,形势似乎有了转机。8月间,干校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电影 《创业》的批示后,整个连队弥漫着一种狂喜,对郭小川的看管明显放宽,他上午可以带着一帮干校子弟去独流减河游泳,晚上也可以和同事们一起打桥牌了。就在这种气氛之下,他突然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悄悄对同连的刘小珊(著名电影编剧史超的夫人,原《人民文学》编辑)说:“我准备写诗了!”刘小珊一听很振奋,说:“那你就写一首战斗的诗送给我吧!”郭小川慨然允诺。
未料就在讲完这一约定之后,刘小珊结束干校生涯,回了北京。还留在干校的郭小川,则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书。据画家钟灵(国徽设计者之一,并与张仃合作设计了政协会徽;曾奉周总理之命,设计、布置了开国大典的会场)回忆,在静海干校,他是接近郭小川最多的人,还有干校校长李超 (中国剧协原秘书长,后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他们仨喝了酒无话不谈,一起发牢骚,骂人。郭小川骂“江青最无知了,自称半个红学家,其实不学无术! 中国人受这种人领导算倒了霉了!”
有一天,郭小川去找钟灵,说要和他讲一件大事,并观察了门外的动静,把门闩住,从怀里拿出一叠稿纸,嘱咐他仔细看看。钟灵发现这篇无头无尾的长信,内容十分重要,是对整顿文化界的意见书,长达万余言。郭小川告诉他,这是上书小平同志的稿子,并请他提出修改意见。钟灵问“是联名还是怎的?”郭小川回答:“不要拉扯别人,就我。现在情况复杂,不要对别人说。”
也就是在这“情况复杂”的1975年9月,已回到北京的刘小珊在月底接到了郭小川的一封信。拆开信一看,是诗稿《团泊洼的秋天》,没有其他多余的话,只是注明:“初稿的初稿,还需要作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刘小珊一直与郭小川保持着信件往来。1976年春天,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文化部也又一次对郭小川进行审查。郭小川敏感到形势严峻,立即写信给刘小珊说:“你如果不准备以后揭发我的话,请把我给你的所有信件全部销毁。”话说到了如此地步,刘小珊不得不将郭小川的所有来信付之一炬。但她觉得,《团泊洼的秋天》 是一位伟大诗人的创作,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代和这个时代一个特殊的人的抗争、呐喊和呼唤。它是一首“战斗的诗”,不是信,完全可以不烧毁。于是,她就用塑料薄膜把这诗稿严密地封装好,牢牢地钉在了自家大衣柜的底部……
郭小川在《团泊洼的秋天》中这样写道:“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昏瞎。/战士可以在这里战斗终生,却永远也不会告老还家;/战士可以在这里劳累而死,却永远也不让时间的财富白搭……/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结尾时,他则断言:“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果然,到了“四人帮”垮台,文艺界又迎来春天的时候,他的这首不朽的诗篇终于见到了阳光,在广大读者中“生根发芽”了。从此,团泊洼也就出了名,一提到它,人们就知道,在十年浩劫中,那里有过一座中国文化人的最大的炼狱。
郭小川遗孀杜惠在赠书扉页上落款后,写的是“2015年金秋”。捧起这本《郭小川精选集》,我蓦然想起的自然是《团泊洼的秋天》。我在八十八页上,看到这首诗注明的写作日期是“一九七五年九月”,整整四十年过去了。那种文艺界“蝉声消退”、“蛙声停息”的悲秋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金秋”时光是多么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