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4·23”，还有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小说中的场景被制作成藏书票

藏书票中的塞万提斯(左)与堂·吉诃德(右)

今年4月23日既是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也是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在第二十一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当我们向莎士比亚致敬的时候，也不该忘记塞万提斯。

黄显功

1995年10月25日至11月16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次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将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的逝世纪念日——4月23日定为“世界图书日”(Wor1d Book& Copyright Day，也称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在我国又称为“世界读书日”)，其宗旨是推动各国政府与公众更加重视书籍，促进阅读。“4·23”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图书节庆日，在联合国的倡导下，二十多年来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成为各国政府和文化界积极宣传、组织、参与的重要文化活动。

今年4月23日既是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也是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在第二十一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当我们向莎士比亚致敬的时候，也不该忘记塞万提斯。

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莱特

说起世界读书日的渊源，其实与西班牙有关。“4·23”原来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大众节日“圣乔治节”。传说勇士乔治为了拯救美丽的公主，持剑与恶龙展开英勇的搏斗，最终屠龙救美，并得到了公主回赠的礼物:一本象征着知识与力量的书。于是，每到这一天，加泰罗尼亚的妇女们就会向丈夫或男友赠书致意，而收到书的男人们则会回赠一枝玫瑰花。在加泰罗尼亚，4月23日也是当地的情人节，图书加玫瑰，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也喻示了对爱情的向往。图书与爱情的结合，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当地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境界。这一相沿已久的习俗深受当地人的敬重，加泰罗尼亚有一位作家和出版商据此向政府建议列为节日。1926年2月，西班牙政府颁布法令，将西班牙大文豪塞万提斯的诞辰日10月7日定为“全国读书日”，后在1930年改为4月23日。这一天正是塞万提斯的逝世日，也是莎士比亚的逝世日，他们在1616年的同一天去世。如今，“4·23”不仅为全世界爱书人所铭记，还因其丰富的人文背景而令人更加怀念文化巨人和经典著作。

伟大的作家以其经典的作品而名世，经典的作品又藉以典型的文学人物形象而传世。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在人类文化史上均已成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四百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这两位同时期的作家，如同并肩而立的山峰，始终引人注目，被相提并论。其深刻的社会影响通过作品人物的传播，从西方到东方，成为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1860年1月，以这两位作家代表作中的典型人物为题，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我感到《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的同时出现是值得注意的。我觉得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征，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莱特。”(《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尹锡康译，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66页。)

在文学史上，可能还找不到其他两个可与之相匹的在全世界引起共鸣的文学人物，人们正是通过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认识了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的文学创作，从而反思自我，揭示人类的内心世界，透视严酷的社会现实，升华自身的知识、思想与道德境界。所以，不管倡导何种名义的读书节，其阅读的目的也莫过于此。“4·23”作为一个时间的符号，不仅是当代图书节的一个标志，它还是一段历史的河流，一个文化传播的空间，令人思考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笔下的作品历经几个世纪以来的永恒魅力，在文化时空中寻找人们阅读莎翁和塞翁经典的思想轨迹。

在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中,不可忽视堂·吉诃德的影响1605年1月，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出版了塞万提斯的《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因排印错误甚多，同年改正后又推出了第二版，此书问世后深受读者的欢迎，各地纷纷排印出版。1612年英译本出现，两年后又出版了法文本，一举成为欧洲第一畅销书。人们见塞万提斯迟迟未推出《堂·吉诃德》下卷，于是在1914年，费利·佩罗伯化名为阿隆索·费尔南德斯·台·阿维利亚内达出版了“伪书”续集《堂·吉诃德》下卷。塞万提斯因此赶紧在1615年写出了下卷，终于全书合璧，开创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小说的先河。从十七世纪初起，这部作品以西班牙为源头开始传播，在此过程中，人们从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不断地读到新的发现与认知。

在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读者看来，堂·吉诃德是疯癫滑稽的可笑骑士。到了十八世纪，堂·吉诃德已不是一个被嘲笑的对象了，人们从他荒唐行为的背后发现了人性的美德，他博得了人们的同情。英国当时的批评家约翰逊曾说:“堂·吉诃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又怜他。我们可怜他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失望;我们笑他的时候，自己心上明白，他并不比我们更可笑。”(转引自杨绛“译者序”，《堂·吉诃德》上册，第5页。)在十九世纪，许多文化名人对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发表了评论。

歌德曾有一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同样，堂·吉诃德也说不尽。海涅自称识字后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堂·吉诃德》，以后几乎每隔几年看一次。是他将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跨越国界，提升到世界普遍意义的层面，这两位人物被他概括为思想与行动、理想与现实两个人类的基本命题，为后人留下了长期关注的深刻话题。在俄国，从普希金、别林斯基，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大作家们均有意味深长的论述，阐发了知识分子的心声。屠格涅夫的名篇　《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成为至今受人称许的隽论，我国早期文化界深受其影响，“堂·吉诃德们在寻找，哈姆雷特们在探讨”。今天，这样的寻找与探讨依然挥之不去。

二十世纪初，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来到了中国，1922年，林纾、陈家麟所译的　《堂·吉诃德》以《魔侠传》之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十世纪上半叶，正值中国新旧文化交替之际，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从西方文化里吸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以此审视和改造中国的社会现实。此时，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登门，为中国的读者带来了精神上共鸣的资源。其文本的阅读与思想的接受，直接影响了知识分子精英的社会理想与文化实践。鲁迅兄弟在日本留学时已开始阅读和收藏莎翁与塞翁的名著。1922年9月初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文章《魔侠传》，全面介绍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他以屠格涅夫的名论表达了对这两部文学名著的理解:“这两大名著的人物实足以包举永久的二元的人间性，为一切文化思想的本源;堂·吉诃德代表信仰与理想，汉列忒(哈姆雷特)代表怀疑与分析。”所以，在当时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与超越现实的理想追求中，其言行均留下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精神烙印。人们从经典文学人物的精神里找到了依附。

上世纪三十年代，堂·吉诃德受到了中国文化界的特别青睐，各个出版社出版了多部《堂·吉诃德》译本，有关堂·吉诃德精神的讨论文章也常见之于报刊，还出现了以此为内容的争论，如鲁迅在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战中被称为“文坛老骑士”、“Don Quixote一类的人道主义者”和“珰鲁迅”。一些作家在创作中直接将堂·吉诃德投影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理想，如曹禺、巴金等，典型形象有鲁迅的阿Q。在抗日战争时期，堂·吉诃德成了“一个光荣的名词”，激励着人们走向抗日战场，一些热血青年以“堂·吉诃德”或“吉诃德先生的门徒”自称，充满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色彩。所以，在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中，不可忽视堂·吉诃德的影响。

堂·吉诃德的精神在今天仍未过时

文学作品的魅力不仅在于文本的艺术性，还在于阅读的社会性。当文学人物升华为社会人物时，其价值将超越文本而成为人类的思想资源，这就是经典阅读所产生的力量。

堂·吉诃德作为文学人物形象，塞万提斯以浓彩重笔描写了肢体枯瘦、面容憔悴，身穿劣质铠甲、骑着老朽驽马，充满奇思怪想、行为滑稽可笑，整日痴迷于骑士小说，以骑士自居的冒险者传奇故事。其生动的情节令人叹为观止。

堂·吉诃德作为社会人物形象，塞万提斯将自己的才情、思想与经历，将文艺复兴时期巨大的社会变革赋予作品之中，深刻地描写了堂·吉诃德满怀美好的理想与严酷的社会现实作抗争的斗士形象，使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思想与行动的影子。其精神内涵令人感慨万千。

四百年来，《堂·吉诃德》已走遍世界各地。塞万提斯也曾在书中戏语将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走一趟，因没有路费而作罢了。

我对堂·吉诃德的偏爱始于2004年赴奥地利参加的第三十届世界藏书票大会。我从此集中搜集该主题的藏书票，并陆续收藏了多个版本的《堂·吉诃德》。我在藏书票的搜集过程中，逐步认识了堂·吉诃德的精神魅力与思想价值，进一步意识到堂·吉诃德是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把钥匙，他的精神在今天仍未过时。